编者按:在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动下,中国经济展现出蓬勃生机,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求新求变,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布局建设。本文深入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发展规律,强调要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各生产要素、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为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复杂性的工程,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要素、创新模式、产业形态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既要破解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也要防范发展中的失衡失序风险,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二者辩证统一、相互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全新形态,其培育发展必然会对传统生产关系产生深刻冲击,也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其提供支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正确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既要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生产力向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跃升,也要主动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破除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扫清障碍、提供保障。
新质生产力决定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鲜明特征,打破了传统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和边界,推动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必然要求生产关系随之调整,打破传统生产关系中束缚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协同发展的不合理环节,构建更加灵活、高效、开放的新型生产关系。例如,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就要求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确权、流转、交易、保护等相关制度,明确数据要素的产权归属和分配规则,这正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实践;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组织形式向扁平化、协同化、平台化转型,就要求打破传统层级制管理模式,构建更加灵活的市场化、社会化生产组织体系,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如果生产关系不能及时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会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桎梏,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跃升。
新型生产关系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能够有效激发生产要素的活力、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推动生产要素协同发力,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条件;反之,落后的生产关系则会束缚生产要素的流动、抑制创新活力、阻碍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主动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具体而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垄断、行政性壁垒等制约要素流动的障碍,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科技创新成果、数据要素、新型生产工具等的产权保护,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健全分配制度,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让各类生产要素的贡献得到充分体现,鼓励更多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要深化社会组织改革,推动生产组织形式创新,培育一批市场化、社会化的创新组织、服务组织,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提供支撑。
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核心是要坚持“生产力发展引领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完善支撑生产力跃升”的辩证统一,避免出现“生产力发展滞后于生产关系调整”或“生产关系调整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的两种极端。既要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主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松绑赋能;也要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盲目推进生产关系调整,确保生产关系的调整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匹配。同时,要注重生产关系调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分配制度等各项改革,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的新型生产关系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
从实践来看,我国各地在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以上海、深圳为例,两地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深化市场化改革,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健全产权保护制度,优化分配政策,推动生产组织形式创新,构建了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了科技创新成果快速转化,培育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此外,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深化实践也极具代表性。浙江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体制机制堵点,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制约要素流动和科技创新的行政性壁垒,构建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新型生产关系支撑体系。例如,浙江出台了数据要素确权、交易、应用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推动数据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同时,浙江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深化科研体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定权,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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