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谈“信仰”，被误解的“关公崇拜”（3）

文化变得“钱显”？

文化信仰指对相关文化的崇敬、敬仰，对其文化神圣性的信守、执著。钱穆曾指出，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文化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也只有这样，“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在中华文化信仰中，其内蕴的精神力量即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而中华文化信仰在外延上的包容涵括则体现在其海纳百川、宽和共融的文化气势上。“大一统”民族共在的奥秘，就在于那种“多元通和”的气魄，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宽容中和的“和合文化”。这种“和合”性就具有牟钟鉴所言“多源性的综合，多样性的交渗”。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全球治理的无序和国际力量的失衡，使不少人希望能借助于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文化信仰来达成全球平衡、世界和谐的文化共识。在多元的世界中，人们已有经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尝试，虽不太成功却也稍有成效。于是，日本学者西川博史提出，全球化的人类应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现实利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拥有“共同体价值观”，并通过逐渐培育这种相互理解的共同价值观来建立一种“文化共同体”。这种发展应该就是典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在今天的中华文化重建中，我们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奋斗目标。由此出现的时髦话语“文化产业”却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文化产业”不能因其产业化而导致文化物化、物质化、俗化、商业化的趋势。过去“教育产业”、“体育产业”在其“化”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应是“文化产业”的前车之鉴，决不可因文“化”“钱显”而走向文化浅显、文化流俗的嬗变。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先应是文化精神的回归与弘扬，使我们重树文化信仰、重有文化敬畏，从而让我们的文化之魂留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其次则应关注文化事业，以更大的投入来加强我们的文化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功能建设，通过完善文化硬件和软件来使我们的城乡社会既有现代气息、时代风貌，也能保持其古色古香、淳朴民风，有其独特的文化味，体现其文化气势和文化品位，让民众更有文化知识和文化修养，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比翼双飞。只有在上述前提及条件下，我们的文化产业才可能健康发展，取得积极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