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和国家竞争实力的基础（2）

二

从文化和制度的相互关系来看，由于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制度的选择和认可，因此，文化自信实际上形成了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支撑。文化是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文化基因决定了制度的某些基本方面。文化影响制度的发展，如果将文化因素纳入社会制度之中，则文化又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机制。制度往往是在特定的文化底蕴中形成的，但当人们把一种制度模式作为思考问题的约定俗成的出发点和社会活动的判断标准的时候，制度反过来又成为一种文化理念。因此，文化和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是互动的、互为影响因子的。文化是影响制度的形成、价值取向和效率的重要因素，而制度反过来又影响着文化的性质和形态。

马克思认为文化差异对各民族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并从不同民族从事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的差别来理解和说明这种差别。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制度是组织要素，它是文化观念的凝结, 但不是文化观念本身，而是文化观念的客体化；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但不是原本自然的客体, 而是文化观念所规定的用以组织器物生产的客体。（参看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是影响制度的深层次因素，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趋于发展为一种文化理念。他正确地指出了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文化对于制度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对人类社会发展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背景不同影响着人们对同一制度的不同的看法，进而影响着人们对于制度的选择和变革的方式，这就带来了制度演进的差异，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发展的差别化形态。

因此，文化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体系，从而对制度选择、演进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制度的确立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价值体系。文化与制度的这种相互关系，决定了文化是制度选择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文化自信也就成为制度能否受到认可并使人们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从这个方面来看，采用一种统一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不同国家的特定制度毫无意义，因为不同国家的制度选择来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主要国家的分权制制度基础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演进而来的，在本质上与罗马共和国和希腊城邦制历史上的“长老会”“元老会”“议会”等模式是一脉相承的。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其他区域国家大多很难建立西方国家的分权制民主。非洲、拉美和中东等地区的分权制民主最终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反而成了“民主化”的反面教材。

众所周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必然性。由于中国在其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时期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没有分权制的文化传统，把西式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主观念强加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事实上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确是要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用西式民主。中国民主必然有其特色，而这种特色是由中国社会长期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取向所孕育的。从这一维度看，盲从于西式民主背离了我国制度与文化的社会主义取向，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制度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发展机制。

中国人民选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也是制度自信的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其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文化与制度的相互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失去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关文化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精神文化上的根基。因此，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文化是制度选择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前提。每个民族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传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体系。这种经过自觉的文化选择的制度体系往往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与契合性，因而更容易坚定人们对于这一制度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