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小雷：企业降成本要靠改革与法治“双驱动”

降低企业成本、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是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简政放权的关键内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明确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近日，一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被取消、停征或调整，意味着新一轮减税降费开始落地。要让清费举措管长远、见实效，切实降低企业非税收入负担，应从制度层面考虑，通过改革与法治“双驱动”给予保障。

客观看待收费负担

对当前企业的收费负担，应有客观全面的认识。一般来说，判断企业非税收入负担水平的高低，应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不能简单加以类比。而且，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费负担压力也会有所不同。当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费负担的能力就强；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承受税费负担的能力也自然随之下降，对收费负担也就更加敏感些。

近年来，由于多方面原因，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效益不好。对此，我国也出台了很多含金量高、针对性强的政策举措，帮助企业减负，包括结构性减税降费、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费率等。2013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出减费降费措施，中央层面统一取消、停征、减免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496项，地方取消收费600项以上，2015年以来又出台了一系列减少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企业社保费用支出的举措。2016年，国家进一步清理收费基金，停征价格调节基金等政府性基金，特别是针对小微企业加大了降费力度。

但是，目前收费名目较多、乱收费等问题依然突出，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确实要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对于制度设计繁复的非税收入项目，应从科学性与合理性的角度展开清理，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是要搞清当前我国非税收入的基本结构，搞清哪些领域存在“多”和“乱”，涉企收费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二是搞清具体规范或取消中的难点是什么；三是搞清用什么方式和路径解决。

还要看到，这些年来我国在收费清理改革上力度不小，但一些企业仍觉得“不解渴”。究其原因，是个别地区和领域还存在不合法、不合理收费现象。比如，有的地方和部门在制度规定外，违规设立收费基金项目。特别是带有强制色彩的中介机构，乱收费问题突出。还有行业协会商会强制企业入会收费，打着政府旗号，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这些都需要清理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