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经济新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6）

第二，从法律上推翻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立法基础。研究美国《对敌贸易法》、《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等使其能找到发动贸易战的依据，找出这些法律与WTO关于国际贸易法律体系的矛盾与冲突，用国际法制衡美国，起诉美国。

第三，打击挑起贸易战的美国利益集团。如果特朗普执意发起对我国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的贸易战，我国均可以采取对应报复措施。我国可以取消20年内购买6700亿美元波音飞机的订单；取消来自特朗普支持者汽车州的订单；取消来自特朗普支持者在粮食、大豆等农业州的订单。这些措施将损害美国股东和工会的利益，导致对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加剧特朗普新政府的压力。

第四，暂停中美BIT双边直接投资谈判，为美在华企业投资设置障碍。譬如：禁止与美国企业进行电子信息服务，包括软件服务；对美实行战略资源产品出口管制；暂缓（终止）执行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包括软件、电影、音像、生物制药等等。

美国在华企业投资额达2280亿美元，如果这些企业经营受到双方贸易战的伤害，必将影响到其在我国市场的份额，丧失对其它国家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优势。

第五，游说美国国会和利益集团。美国在金融、财政、社保医保、种族、移民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属于少数派。迫于焦头烂额的国内矛盾压力，特朗普自然没有精力挑战我国的底线。还有，游说美在华跨国公司，诸如：通用汽车、苹果、微软等，向特朗普政府施压。再有，发挥对华友好的非政府组织作用，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它们曾经在我国加入WTO、最惠国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六，与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伤害的第三方国家和企业，包括美国企业，一同维护合法经济利益。尽管我国对美国市场依存度要高于美国对我国市场依存度，比如2015年我国对美货物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1%，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占比仅7.7%，可是我国对美国出口3656.9亿美元商品中的一半零件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可见，美国在伤害我国的同时，更伤害了自己或其他国家。例如我国每卖一部苹果手机只获得7美元的加工费，而美国苹果零件供应商却至少从中获取40美元。

第七，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步伐，防止特朗普金融自由化给我国带来金融风险的压力。必要时终止或者威胁终止购买美国国债，直接抛售美国国债，打击美国金融市场。强势美元将导致未来美国债市下跌，趁目前美国国债价格短期上涨的好时机，择机抛售美国国债。

第八，借鉴特朗普减税政策，倒逼我国税费体制改革，真正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为企业营造透明、宽松、公平的经营环境，增强我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竞争的实力，而不是利用各种借口增加企业的宏观税费负担。

第九，不排除中美在基建投资合作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摒弃反华冷战思维定式，我国企业可参与美国基建投资计划项目。特朗普新政6000亿美元基建投资计划的资金存在巨大资金缺口，我国在基建投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在资金规模、还是在经营效率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两国能够就此进行合作，将给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带来丰厚的回报。

第十，我国应承担引领世界气候变化及未来新能源发展方向的责任。特朗普威胁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将使美国失去承担国际法律责任和道德高地的地位，我国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率先制定世界气候变化及未来新能源发展的国际标准。如此一来，要么是美国遵守国际规则；要么是美国与世界各国为敌。

第十一，加快组建FTAAP。利用美国退出TPP契机，加快RCEP谈判进程，为组建FTAAP，也就是TPP加上RCEP，创造条件，加快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我国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建设性力量，而非破坏力量。在WTO框架下，联合欧洲、新兴市场国家、俄罗斯、东盟等共同书写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特朗普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己（美国优先）短视，将自我孤立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潮流之外。

第十二，警惕“逆基辛格建议”的危害。要警惕“逆基辛格建议”，即美俄接近打压我国。要根据特朗普制定的对华政策，及时调整对美政治、经济、军事新战略，继续夯实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日俄接近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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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