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经济新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4）

特朗普的策略是以“一个中国政策”做政治交易，以获取经济贸易优势，我国不可能用领土做交易。贸易、汇率、南海等问题都可以讨价还价，唯独“一个中国”原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因此，特朗普及其右翼团队选择台湾问题恫吓中国是打错了算盘。我国就此进行坚决反击，将使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面临破产的危险，他自然会知难而退。

特朗普对华新政的基点是自以为是的所谓“公平”和“优势”逼迫我国让步，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特朗普面临的现实是，美国财政寅吃卯粮，难以负担其称霸全球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国内“白种工人阶级”（white working class）经济地位下滑，民众整体消费力下降，无法再以巨额大众消费维系美国作为全球市场中心的地位。

（一）对华贸易政策影响。如果美国和中国、墨西哥贸易战打响，可能产生三种可后果：一是全面贸易战。美国对我国征45%的关税，对墨西哥征35%的关税。对方予以全面回击。这样的话，2017年—2019年，美国GDP将完全陷入“衰退”。即使美国GDP重回增长轨道，GDP增速也赶不上没有发生贸易战的正常情况。在全面贸易战情况下，美国的消费水平将大幅下滑，政府支出也同样大幅下滑。美国消费和政府开支将遭重创。全面贸易战将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高速公路以及装备制造行业的失业率最高，将达到10.2%，紧随其后的是建筑装备制造失业率10%以及采掘业失业率10%。从失业人数来看，由于消费量大幅减少，零售业将失去31.1万个岗位；批发业和医疗产业将分别失去25.7万、19.2万个岗位。从美国各州私营部门损失的就业比率看，西部地区就业损失最高达5%以上。二是非对称性贸易战。我国和墨西哥不进行全面反击，但是有选择地采取反制措施。三是短暂贸易战（不超过一年，我国和墨西哥和美国相互妥协）。如此，美国私营部门也将失去130万个工作岗位，占该部门就业总人数的1%。

1960年—2014年，美国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从不到1%增加到近30%。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至今，美国历届总统从未质疑通过国际贸易来提高美国就业和国际经济地位，特朗普还是头一个要打贸易战的总统。其结果只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两败俱伤。实际上，特朗普发起中美爆发大规模贸易战难度非常大。第一，共和党内部难以取得共识，激进做法会带来战略和外交风险；第二，特朗普并无独立实现对中国全面征收45%惩罚性关税的法律权利，法律只允许总统在不超过150天的时间里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最高15%的关税；第三，即便如此，我国也可向WTO提请诉讼进行反击；第四，美国无法承担由于贸易大战而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和失业，这将使特朗普无法实现其优先发展美国经济的战略，并动摇其执政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如果局部贸易战开打，美国可能会对我国进口增加15%左右的关税。这对我国出口将产生很大影响，其中的机电产品出口可能首当其冲。美国自我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5年进口额2370亿美元，占美国自我国进口总额的49%。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居美国自我国进口商品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位，2015年进口额分别为556.1亿美元、426.2亿美元和248.7亿美元，占美国自我国进口总额的12%、9%和5%。同时，对我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我国每1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为621美元，出口对就业拉动明显，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我国就业拉动为59人次，出口贸易产生1.2亿个就业岗位。若中美两国发生全面贸易战将使我国损失2000万个就业岗位。

（二）投资政策影响。奥巴马任期内没有谈成的中美双方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特朗普政府是否接单继续谈判，是一个未知数。特朗普认为，中国对美投资加大对美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拟推出“排华法案”，对华投资进行审查。这将增加我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并购的不确定性，使我国企业在美国经营成本上升，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特朗普的基础建设投资将提升世界原材料需求，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将对我国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

（三）金融政策的影响。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金融自由化，放松所有监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金融过度自由化、银行缺乏自律通过“次贷”危机而引发的。目前，美国经济已经走出危机，特朗普准备故伎重演，眼见特朗普正在为全球下一次金融危机搭建新的舞台。

我国金融业好像没有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自由化似乎某种程度上走在美国前面。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到10.2%，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不过6.5%。金融业占GDP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业比重却在快速下滑，我国企业100万亿的负债，以4%计算，每年企业要交利息成本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2015年我国新增GDP总量。如果特朗普金融自由化得以实施，将会进一步加大我国金融风险，增加来自外部和内部金融风险的压力。

（四）货币政策。美国摆脱金融危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形成美元紧缩周期；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我国）还处于经济衰退之中，纷纷采取不同版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紧缩美元政策将打破全球原有资本流动、利率、汇率三者之间的平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首先，全球资本反向流动。金融危机期间，全球资本从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动，现在，反过来从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流动。新兴市场国家流出的资本增加了5.6倍（2014年—2015年从1110亿美元增至7350亿美元），我国流出的资本增加了1万亿美元左右（2015年—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我国）资本外逃会进一步加剧。 

其次，世界其他国家将被迫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要么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包括降息、降准等），要么随美元加息而被动加息。否则，其本币兑美元汇率就会大幅度贬值，这对于还在经济下滑中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再次，面临资本外逃和本币兑美元的汇率贬值的压力，持有美元国债的国家只能被动抛售美债，以支持利率和汇率，避免资本外流。

紧缩美元政策将加大我国金融风险。前几届美国总统执政期间，我国经济处于上升周期；特朗普执政期间，我国经济将处于下降周期。2008年，我国实施四万亿投资计划时，自己并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四万亿“逆周期刺激”投资，间接帮助美国摆脱危机。如果当时不实行四万亿投资，也不会出现今天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和企业债高企、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企业竞争力降低的被动局面。特朗普不仅未能感谢我国，反而落井下石。美元紧缩周期将引发强势美元和人民币贬值走势，资本外流、通货膨胀预期，增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短期内，导致我国股市、债市、汇市三重下跌；加上我国国内金融信用膨胀带来资产泡沫，所有这些正在构成2017年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祸根。

（五）税收政策影响。如果特朗普新政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对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征收10%的一次性优惠税率得以落实，将对我国企业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按照经合组织统计，中国企业宏观税负高达37.2%，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0%-35%。按照国内的统计，我国企业2015宏观税负率36.9%，高于美国的35%。

（六）财政政策的影响。特朗普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使未来10年美国公共债务增加5.3万亿美元至28.4万亿美元。到2026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攀升至105%。2016年8月，我国持有美债规模占总外汇储备的比重达37.2%。如果中美发生重大冲突，我国持有美债将有被挟持的政治风险。如果美国发生债务危机，我国持有的美债价值面临缩水的经济风险。

（七）产业政策的影响。奥巴马“再工业化”使美国制造业出现回迁态势，2013年—2015年，美国资本流出下降16.26%，资本流入上涨183.97%。而外资从我国制造业“进”在减少，“走”在增多。特朗普的“回归美国”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加快美国在华企业回流的步伐，可能使一些美资企业从我国撤资或者减少继续投资。例如，苹果公司把一部分Mac电脑的制造从我国转移至美国；福特汽车、通用电器等制造企业也从我国撤回部分岗位；星巴克开始将其陶瓷杯制造从我国回迁至美国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