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

黄朴民: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

摘要:又如,司马迁写垓下之战时霸王别姬的情节,也同样属于艺术的虚构,毕竟项羽与虞姬两位当事人均已身死,随同项羽突围的亲信左右亦喋血沙场,且项羽与虞姬分别的场景当有一定的私密性,旁边不会有太多的闲杂人员,那么,有谁能亲耳聆听“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样悲恸欲绝的歌声?又有谁能亲眼见证虞姬自尽绝命的悲剧。

在中国、在当下,历史的角色与地位显然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人们对于作为民族与国家生命历程本身的历史事迹是兴趣盎然、情有独钟的,但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则是意兴阑珊、敬谢不敏的。一方面大学历史系门可罗雀,历史学专著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充斥荧屏,大话历史的作品风光畅销。虽然说“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严肃的历史学术性研究成果受众面的狭窄乃古今皆是,理所当然,它的关注度、影响力不及“下里巴人”性质的公共领域通俗普及史学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像人们在这么热衷追捧“某某朝那些事儿”的同时,却将历史学专家焚膏继晷、呕心沥血才写成的专著、论文弃之如敝屣,甚至没正眼瞧瞧,这样的反差也实在太大了一些。毕竟,在中国古代,像《史记》、《资治通鉴》这类史书,并不仅仅是其撰著者司马迁、司马光的自娱自乐,玩象牙塔里“一个人的精采”,而是广为流传、至少普及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所以,当今历史学受冷落、被边缘,其主要根因还得从当下历史学研究自身上去寻找,而不该怨天尤人、文过饰非。我个人认为,正统严肃的历史学研究之所以遭遇瓶颈、寂寞孤独,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制约之外,更致命的是理念上的偏颇与方法上的错谬,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宗旨与原则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在浑然不觉中进入了严重的“误区”,这类“误区”是很多的,我这里就简单列举四个。

第一,追求虚幻的绝对“真实”。

历史研究的核心意义之一是求“真”,然而,由于历史时空隔膜的存在,决定了所谓求“真”往往耽于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尽管以德国兰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一再强调历史学应以事实为依据,主张历史研究应“客观如实”,“据实记事”,所谓“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认定历史研究的唯一目标乃是“积累准确的知识”。可是,事实上历史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历史记录者主观认知能力与价值旨趣的差异性,加上拥有话语主导权的统治者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对历史史实的掩饰或歪曲,今天的历史学者在接受相关历史信息时,本来已是残缺不全或真伪混杂的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客观如实”、“据实记事”云云,不过是可望而永远不可相及的理想憧憬。“不溢美,不隐恶”作为理想的原则以及努力,值得敬重和效仿,可是作为操作的实践则不免捉襟见肘,遥不可及。

其实,正如柯林武德为代表的思想学派所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人心中的历史”。任何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史前陈迹,都被赋予了记载者与研究者的主观色彩。所谓历史的真实仅仅是指主观的真实,而绝不可能是客观的真实。而只能有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遗憾的是,占据我们史学界的主流的,是认同兰克学派的“史料学派”,信奉的是汲汲还原于真实历史的戒律,既然要恢复所谓的“绝对真实”,那么就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搜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堆砌资料,“考镜源流”,于是乎“史料即史学”的提法受到热情追捧,饾饤考证的途径成为最高规则。可这样一来,历史学的叙事手法就不能不沉闷枯燥,历史学的表述形式就不能不僵硬刻板。历史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生存方式与政治智慧就完全被冲淡乃至淹没了,历史研究也只能成为极少数“小众”的圈内“游戏”,就与普通人划清了界线,排斥了更多的人的参与。由此可见,追求绝对真实的迷思,使得历史学的活动空间受到人为的逼仄,与整个社会产生严重的疏离排斥,这显然是历史学研究宗旨偏颇而导致表述形式艰涩,无法扩大受众的基本原因。

第二,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

轻视理论思维,满足于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诠释,导致史学研究在选题上的烦碎化,从而使历史研究被社会边缘化的危机日益严重。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积极借鉴西方年鉴学派“新史学”的理论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空间,深化了对诸多历史对象的认识。由此,社会史、环境史研究热潮逐渐涌动,经济史、心态史、人口史、家族史、妇女史、疾病史、灾害史、村社史等新的研究领域日益兴起并不断拓展,并产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

但受年鉴学派第三、四代史家的影响,我国的社会史研究同样也出现了“病态”。一些论著着眼于对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种疾病的探究,忽略了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参照,显示出琐碎化、细微化的趋向,常常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限制了人们对历史整体的认识,特别是限制了人们对具有规律性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

在历史学研究的选题中,一些学者只看重对枝节性历史现象的考证或描述,而轻视甚至否定对历史规律和重大问题的考察,这就有可能使得历史学研究迷失方向,严重削弱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例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表面上看起来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成为了时髦,可实际上文化史往往陷入云山雾罩的困境,而社会史则不免有鸡零狗碎的讥诮。很显然,轻视理论思维,只满足于在历史学甚至其各级分支学科内部讨论一些过于枝节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使历史研究日益被社会边缘化,历史学的价值严重失落,其影响更趋式微。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日益局限于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脚之类的考证描述时,社会自然要使历史研究被边缘化,历史学遭到冷落便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责任编辑:潘攀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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