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2）

第三，陷入思想方法论上的片面性泥淖。

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多种多样的。具体来说，它表现为：一是观念上的唯“新”是尙，唯时是趋。创新是史学研究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史学研究中的创新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符合历史实际，以史实为依据；二是要正确对待传统，尊重前人已有的成果。目前史学界某些人在创新问题上陷入误区，正是违背了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宗旨，为“新”而新，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味地标新立异，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做传统定论的翻案文章，虚张声势，强词夺理，过去肯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则千方百计否定之；过去否定的，则挖空心思加以开脱、粉饰和美化。包括对以往的学术积累予以基本否定。

二是方法上的照搬套用，唯洋是取。对新的理论、方法，常常是趋之若鹜，机械照搬，对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屑一顾。动辄用各种时髦新潮的方法手段去解决并不深奥的问题，用所谓“后现代”的语言释读各种历史文化现象，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实这样做的效果有时不一定理想。如有的原本很见功力的社会史研究专著，由于过多地追求方法论的创新，文字表述过于西化，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累赘，减弱了自身的学术价值与传播功能。

三是表述上的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缺乏全面系统的观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些提法似乎不够严谨，存在着可供商榷的巨大空间。例如，近年来地下文献的出土和刊布，对于先秦两汉思想学术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全面重写中国思想学术史，则是值得讨论的。简帛等新出土材料固然重要，可是它只能起辅助作用，并不能取代传世文献在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而以有限的出土文献来抹煞“古史辨派”的学术贡献，则更属于数典忘祖的做法。

第四，执迷于所谓的“科学”规范。

历史学研究当然要秉持科学的态度与方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完全排斥艺术，杜绝合理的想象与一定的虚构。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之一，就是提倡“文质彬彬”，主张“文史不分家”。因此，脍炙人口的经典历史巨著，如《史记》、《左传》等，都不乏用文学语言来做揣摩性质的细节刻画或气氛烘托。而正因为有这种渲染性的描绘乃至夸张，整个历史的场景才鲜活起来，历史的情节才生动饱满，历史的人物才有血有肉，充满了抒情式的诗意，使得人们在了解历史知识，获取历史智慧与启迪的同时，尽情享受历史本身所蕴有的美感与魅力。应该说：这类推理性、只具有历史逻辑真实意义的文学性渲染或刻画，是没有十分的科学或事实依据的，换言之，是不尽科学理性的。如《左传》中关于鉏麑放弃刺杀赵盾计划触槐而死的记载，从科学实证的角度看，显然有问题。因为鉏麑自杀前的复杂心理活动，不可能有旁人作证，更不可能是史官的现场记录，然而这并不影响史书作者作自己的推断：既然有机会下手刺杀而自动放弃，并头撞大槐树而身亡，那么就可以想象杀手死前的心理活动；“归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左传·宣公二年》）这种事实或许是杜撰，但逻辑推理上却无碍成立，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艺术维度与空间。

又如，司马迁写垓下之战时霸王别姬的情节，也同样属于艺术的虚构，毕竟项羽与虞姬两位当事人均已身死，随同项羽突围的亲信左右亦喋血沙场，且项羽与虞姬分别的场景当有一定的私密性，旁边不会有太多的闲杂人员，那么，有谁能亲耳聆听“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样悲恸欲绝的歌声？又有谁能亲眼见证虞姬自尽绝命的悲剧。然而，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可以猜度：英雄美人，生离死别之际，一定会有一番感天动地、缠绵悱恻的戏剧高潮。于是他就合情合理地写入史书，并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渲染。这当然不是科学实证，而是艺术虚构。可恰恰因为有了这种虚构，《左传》、《史记》才成为了不朽的史学巨著，而不是像《春秋》那样，仅仅是所谓的“断烂朝报”。（《宋史·王安石传》）所以，一味强调所谓“科学性”、“实证性”，在历史研究中是有局限性的，而只有在基本尊重科学实证的前提下，运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虚构等手法，才能保证历史学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吸引人、打动人，从而最大限度扩大受众，避免被边缘化。说到底，这就是《史记》、《左传》等旷代经典与《三朝北盟会编》、《宋会要辑稿》等普通史料丛书之间的区别之所在。

可是让人感到惆怅的是，多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太讲究内容表述上的理性科学了，冷静严肃得令人窒息，完全排斥了文学的想象、艺术的夸张，于是乎，研究成果总是千人一面，枯燥乏味，读这类“成果”，不要说一般大众惟恐避之不及，即使对历史工作者来讲，也是一份苦差事，同样，兴味索然，昏昏欲睡。这就是当今历史学不受人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很显然是单纯讲求所谓“科学性”所产生的弊端。

当今历史学研究遭遇危机，面临挑战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缘于上述四大“误区”，但是，这些“误区”的存在与制约，却的确是影响到了历史学的健康发展。要让历史学重新走向社会，融入今天的生活，就必须正视这些误区，走出这些误区，否则，谈历史学研究的重振，谈以古鉴今，不啻为痴人说梦，顾盼自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