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饮冰室血统的“驯火者”（2）

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

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人嘲笑“中国只有子弹，没有枪”，认为中国没有运载工具，不承认中国是核大国。中央专委决定改进中近程导弹，进行“两弹结合”的热实验，梁思礼负责控制系统设计。

正当梁思礼埋头实验时，“破四旧”运动波及到梁家。在特殊年代，“梁启超之子”带给梁思礼的不是荣耀和尊重，而是数不清的磨难。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母亲卖掉家中老宅攒下的积蓄，成了梁思礼被揭发有经济问题的“证据”。一边唱着“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一边却被剃光了头发，坐在铺盖卷上，绝望地等待着去坐牢，梁思礼心里五味杂陈。然而，弄人的造化似乎不愿轻易放过他。1968年，母亲去世，梁思礼要去奔丧，却被要求“划清界限”；1974年，本该在运载火箭上大展拳脚的他，被下放到河南做了猪倌……

有人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国，而是1979年回国，或许就能躲过这些灾难和痛苦。”

他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话作答：“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梁思礼和所有的中国“驯火人”一样，站在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戈壁滩上被漫天风沙遮蔽着的群像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被一笔一笔刻在历史坐标上。

从失败对岸回望成功

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聂荣臻要求五院转入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仿制只是爬楼梯的第一阶”。临危受命的梁思礼将那份“天娇谈笑凯歌还”的松弛，重新裹进了还沾着戈壁风沙的军大衣，奔赴下一场会战——中近程地地导弹的设计和飞行试验任务。

1962年3月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地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着白烟，最后落在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由于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炸出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了，事后得知，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

这一场景在他的演讲、报告中被重复了上百次，失败的记忆永远要比成功来得痛切。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贵得多。这个“贵”字不仅意味着上千万的“学费”，更意味着从失败的对岸回望时才能发现的宝贵财富。

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翻开这本书，上面“败绩斑斑”：

1967年，首批“东风二号”战斗弹抽检三发考核飞行试验，其中两发发射后像体操运动员似地连翻几个跟头后落地。梁思礼一点点地研究，一点点往回捋，经过大量艰苦的分析计算，找出故障：工人在装配水平陀螺仪修正电刷时，固定螺钉少拧了1.5圈，使得电刷压力不够；

1974年11月，长征二号发射返回式卫星失败，原因是稳定系统的速率陀螺的输出电缆中断了一根导线，致使控制系统失灵；

……

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当时的日本和美国，靠的是在批量生产中用系统概率数学来解决导弹和火箭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但这种方法对批量生产有效。和国外不同，中国导弹和卫星的研制都是小批量，甚至单件生产，每个批次都不相同。如何解决质量和可靠性，既无理论也无方法。

梁思礼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实际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个研制过程中解决每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极小批量的全面质量理论相关原则。”

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老黄牛”的幸福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