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价值（2）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呈现

西方现代性理论筹划和实践探索的历程表明，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经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文化多元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意识形态宣传中自由民主的强大号召力、公民平等的诱人口号，并没有带来福音。且资本主义自我修复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空间。正如德里达所说，“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联合，是如何在我们这个时代，导致了一个被福山称之为‘福音’所谓事件”。“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也即在全球化市场中，这种利益将从大多数人置于它的桎枯之下，以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制约着他们。” ［6］显然，这似乎不是福山意义上的历史终结，而是人类社会普遍的资本主义化演绎成为人类进步逻辑的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承载着同新自由主义这一西方意识形态底色在现代性的呈现之间的博弈，并由此重构世界历史的使命。

第一，现代性并不是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是一种精神指导。现代化脱胎于西方文化母体，但在其演化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一种精神指导，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勾勒。［7］中国当代文化形态不可能像西方现代化那样推陈出新地自然形成。当然，也不能离开中国本国的传统文化“无中生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文明的文化惰性，且封建形态的改良性遗传，已然随处可见。传统文化仅仅依靠自身不能自我再生，需要对之进行改变。另一方面，西方文化除了具备普遍意义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它不能直接转换为现代中国价值。

中国现代化，既要引进西方现代化变革传统，又要凭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转型升级。因此，如何通过创造性转换，把西方文化、现代性普遍理想价值与民族传统进行整合，构建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呈现。首先、要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必须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意识形态底色，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主导着文明的发展方向，体现着文明的持久性与发展性，给社会发展带来创造元素与竞争元素。它旨在对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行动逻辑赋予意义，进行价值诠释，并成为规约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思维的理论对话空间。因此，无论是社会的定型、稳定还是转型与发展，都是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建构和重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第三，核心价值观旨在破解现代性认同危机的难题。现代性，无论是植入性的还是被迫性的，它是一种绕不开的社会建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是否足以完全撑起今天中国社会健康运行？如果说现代性是当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题，那么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也经历着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价值体系不能为社会整合提供足够的合法性以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信任的“合法性危机”与“合理性危机”的难题。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就是对价值观多元分化或者多元价值观冲突的一种超越。其实质不是消弭多元价值取向，在多中求一，在冲突中寻觅和谐，在万变中探寻不变。进而建构一种具有引领和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因此，核心价值观，关乎国家治理的价值，旨在多元价值诉求意义上谋划国家、社会、公民共识的凝聚和提升的精神要素和现代性价值整合。就此而言，核心价值观要解决的根本难题就是中国现代性价值重构、整合与认同的难题。

最后，中国现代化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性价值设计问题实际就是如何解决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自觉追求；在社会层面上凝聚社会共同价值的自觉追求；以及个人在公民认同上的自觉追求，进而矫正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严重社会心态失衡、失序乃至呈现扭曲的状态等等问题。即中国如何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和更为务实的方式为世界呈现出现代化发展创新的模式，并成为构成现代化的重要维度的问题。如果说，“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是有限的、局部的现代化。尽管大不列颠在印度统治时带来了铁路等现代化变化，但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8］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因为，在这个被资本和战火摇荡的世界，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已经不足以消弭日益扩大的裂痕，日渐崛起的中国，理当在人类建构未来新型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