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价值（4）

 3.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分析框架，审视中国现代性，探寻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动力

对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方位、表现形式、现存问题和建构路径的判断，需要一个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就是“社会结构转型”。即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力量转移的角度来反思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从中国现代化实践与现代性价值设计上看，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现代化实践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政府语言呈现。它蕴含着党和政府对当下社会结构转型的模式、道路与目标的期许，并凝聚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把握就转化为：思考中共独特的政治支配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社会结构和气质与中国传统文明有着怎样的交相关系？在社会转型这个分析框架中，如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历史建构与自身塑造？

第一，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从历史和实践来看，现代性源于社会结构转型开始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便成为诠释已经取得且值得人们关注思考和解决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分析框架，意味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从政治学研究领域拉回到社会学范畴，拓展了其研究视野。

首先，社会转型是文明转变的根源。现代性发源于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社会既是以自由、理性与个人权利为轴心的现代核心价值转型为支撑；又是以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深刻转变。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大体上有两种，内发型的现代化与外发型的现代化。在内发型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在同一种文明圈内逐步展开；而外发型则是一种由外及内的传导性社会转型。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两种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并在较短时间内突发的方式展开，是一种历史传承性的断裂。其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消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撕扯与断裂。如果说，社会结构转型是导致文明断裂的根本原因，并成为分析新的文明崛起的分析框架，那么，作为文明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当然也应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分析框架加以诠释。

其次，社会结构转型是构成社会诸要素变化、重组与转换的集中体现。社会变革不仅需要价值引导，社会转型的成果更需要诉诸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信仰之中，否则转型举步维艰。社会结构转型与核心价值观相互型塑。一方面，从社会结构转型可以透视现代化的本质。即从人的依赖（或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市场或资本力量相对独立出来；使个人相对独立且为主体。它经历着社会结构转型——领域分立——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的过程。社会结构转型成为引发思想变革的根源。另一方面，思想的变革也会影响社会变革。“思想和文化风格并不改变历史——至少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历史。但是他们是变革的必然序幕，因为一切世上的变革——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 ［16］因此，基于社会转型这个分析框架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方位、表现形式和现存问题，是历史的必然。

最后、社会转型本是中国社会内生规定性的一次宏大而持续的文明较量，只有深度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才能探寻核心价值观的生成的力量源泉。因为“就中国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种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17］因此，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分析框架，旨在探寻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形式。反过来也可以追问，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如何在传统中酝酿而成的？核心价值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否有一个结合点，且这种结合是否足以锻造现代公民品质？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挑战。社会结构转型首先触发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日益复杂的现实问题。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现有西方现代性的内在机理上存在缺陷，即西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底色是新自由主义，其理论指向往往导致“社会中心论”。这种对社会的无限度的信任，致使社会与国家之间陷入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我国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底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中国实行一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制，党决定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另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配套的机制体制创新来加强和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让社会力量加入协同共治之中，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当前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症结据在于：如何化解一元党政领导体制与多元社会治理诉求之间的张力？一元的党政领导体制如何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特征的社会治理相兼容？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放手壮大多元社会参与是否会削弱一元的党政领导体制？

一方面，厘清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一种文明，必须研究这种文明在其独特的制度结构以及这种文明的价值担当者的精神气质。了解中国现代化文明，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支配方式与政治文化进行深入理解。厘清社会转型的动力主体是什么？主体的塑造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是国家，抑或是社会？在我国，无论是在近现代或是当代，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上，都呈现出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别。就中国而言，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往往所起的作用更大。中国人有着寻找组织的某种惯性的冲动与本能。中共以其自身的先进性主导社会结构转型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与制度逻辑。一是中央顺应民意，积极承诺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正视与解决，并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各种问题的对策。二是积极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发展思路上的差异，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思路，以解决地方国家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紧张。三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严治党。要求共产党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通过延伸触角，在数量上确保壮大党组织。同时，通过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手段，在质量上保证党组织的先进性。“无论是中共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还是中共通过党员对非党群组织的领导、或者群众路线，都在政党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呈现出极其复杂而又独特的交错关系。无论是将中共的这种集中，认定为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反面乌托邦’，还是将中共的群众路线或改革方向比附成西方式的社会运动或民主取向，都是乱贴标签”。［18］

另一方面，从理论研究上来说，我们对于国家与社会复杂关系的研究缺乏贴切的诠释，几乎忽视了国家视角，只是面对社会，遮蔽了对国家视角的研究。尤其是上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把精力聚焦在城乡、阶层、社区、家庭等范畴之中，导致政党、国家、政府研究的缺位。到2000年政府行为才开始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国家视角研究的回归，旨在突破社会学惯常的机制研究、底层研究、潜规则研究；旨在找寻如何把制度本身的设计与实际运作、上层与下层、规则与潜规则结合在一起，以透彻理解，现行制度怎样运作的？从哪里发端？如何沿革流变？如何加载在人的心中的？一旦遮蔽国家、政党视角，就无法了解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组织形态。［18］就此而言，需要强化国家权能。因为国家应有权能被削弱对社会来说是不利的。我们既迫切需要培育一个法治的、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又不得不依靠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来保护和完善市民社会，建设成熟的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