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破解现代性认同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当代价值
精炼而成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也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它在“从社会中来——理论凝练——到社会中去”的循环过程中,经历了理性与实践的双重检验。因此,作为包含民族禀赋与现代精神价值信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持久性的理性思考与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着对异质价值观的辨析的使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在社会价值中,“核心价值观因文化性而趋同,从而构成了中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属性交点;因政治性和民族性而多元,从而主导着中西核心价值观的差异”。[19]不同价值观的趋同性、相异性及其矛盾性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说,价值因交流而丰富,因借鉴而厚重,那么,也正是多元价值诉求的存在,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和意义才更为清晰。
第一,核心价值观凝练在形式上属于最严肃、最严谨与广涵式的呈现。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是沿着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核心价值观源自传统伦理价值,却不是传统的时间延展,而是重构了的传统,表现为当代中国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耦合,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在空间维度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中——西互通的世界维度,它是对西方现代价值的参照与借鉴,却规避了对他者的摹写。它不是直接的空间移植,而是他者的中国范型。尽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的世界意义与新的文明的可能性。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价值范型的世界普遍意义问题而呈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一整套完整的话语体系,是空间与时间相互交织下的中国价值的集中反映。它经历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一次艰难的文化结合。因此,中国是一个黑格尔眼中的世界民族,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它的归宿却在东方。
其次,核心价值观的凝聚有助于厘清意识形态冲突“场域”里交织着的左与右、保守与变革、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等不同层面的角力和矛盾。这种矛盾并非仅仅反映在观念和思想上,而其背后密切相连的是利益集团形成的种种社会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上。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实然”与“应然”的两极紧张。即大众意识或思想文化的实然判断——多元、多样、多变转换到“应然”努力——凝聚共识、建立核心价值观,形成价值共识的追寻上。 [20]换言之,中国社会正从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人民逐渐转型为分化的不同主体,且这个过程不可逆。如何将分化了的群体重新整合在一起?在什么基础上整合以及整合谁?面对这些问题,中共开启的群众路线实质上是让群众成为一个政治范畴的过程。通过政党与大众的结合而产生新的政治主体性,从而实现政党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紧密结合与相互形塑。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规避陷入“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中,也使得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成为平衡政治体系的承诺兑现与民众的信任预期之间的供需关系的过程。
最后,核心价值观凝聚是一个从政治宣传与走向学术研究相互形塑的过程。这为核心价值观理论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石和研究格局。“价值观涉及的是基本哲学的思考,需要逻辑推理,更需要价值澄清” [21]这就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厘清不同价值理念和理性与先进性,也为多元文化演进中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进程,对人类共同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理念提供中国理解与中国解释,以挖掘出更广发的和普遍的世界意义。总之,核心价值观,不是简单延续传统文化的母版,更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更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因而,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的议题空间。 [22]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着新的生命力。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及其运行都具有世界价值。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内在于社会主义事业振兴的命题,肩负着化解困扰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解构现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指向人类梦。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其主体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整体。经过现代化历程及其积累,中国在其政策设计、制度供给与体制安排上,其最终旨趣,旨在全球的现代转变格局中,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完成中国现代性建构,重构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并同世界不同文明传统及其现代化一道共建人类文明新秩序。马克思在1857年“大胆预言”成为当下印证。“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3]我们无法断言,某种现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但是核心价值观在各种思想资源之间的碰撞、汇通果真能呈现出一种自主的建设性与创造新的融合,极有可能成为指向性文明的生长点。[24]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彰显
现代社会是多元主体,中国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路线,把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保障人的公民权利,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最高宗旨和根本原则,把人民是否满意和拥护作为判断是非和工作好坏的根本尺度,对广大人民实行大幅度经济赋权、政治赋权、社会赋权、文化赋权,为每个个人的基本价值找到新的精神资源与制度上的存身机会。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种关注群众获得尊严、价值、地位与权力主体的感受与认同上,彰显其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价值。
第一,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应然目标的基线与世俗生活的实然底线之间的统一。“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核心价值观靠将其价值观念浸润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落地。” [25]这就意味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其从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变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价值共识,并能在草根民众生活中落地生根。一方面,现代性所导致的物化与个体化,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15]它让“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功能化的肉体生命力,降格为作为凡庸琐屑的享乐”。[26]核心价值观通过不断拷问自身的精神状况,不懈追求超脱的人生境界,还原符合人之本性的精神世界,塑造富有人性魅力的人格品质,以对抗世俗的粗燥,对抗现实的束缚。
另一方面,精神生活的完善与精神境界的提升需要社会塑形与主体交往的社会生活空间支撑。一是生活层面的东西已经纳入了政治的视野,并开始获得政治话语权。[27]社会公众更倾向于从日常生活层面获取政治。二是意识形态也以一种弥散性的社会存在,悄然进入我们的无意识层面,进而编制为一种合理的价值体系。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有以社会生活为载体,才能以有限之深追寻无限之道,提升人的生命的样态。三是核心价值观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道义基础和形象,进而决定性地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变革和社会发展方向。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彰显的制度精神,是一个国家运作得以立足,借以扩展、乃至延续的灵魂。它渗透于中国广泛的制度运作,政治权利逻辑、社会运行轨道中,“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28]
第二、核心价值观的凝聚是理论诉求与实践境况的统一。任何理论只有与具体现实相结合,才能凸显它的效力与限度。核心价值观的凝聚,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理论的循环过程。一方面,核心价值观的凝聚来源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它是民族国家的奋斗目标,个人的行为规范,是基于日常生活所做的逻辑凝练。换言之,它源于生活,成于实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理研究应自觉融化于世俗中,让世俗闪耀出智慧,使得严谨缜密的理论懈驰,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纯。24个字,念在嘴上,放在心上,绑在腿上。
总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处的坐标认知结构与价值的建立,有利于我们更快进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生的种种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任重而道远。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喧嚣的广场回到冷落的书斋,而今,从学院壁垒而出,走向公共媒介,走向街头和田野时代。这意味着理论工作者不仅需要将“以学术为业的精神”与“以政治为业的精神”相结合,还需具有“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韦伯语)的硬功夫,更需要潜心于“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而“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只做我们的工作,正确的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事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 [29]
〔参考文献〕
[1]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6.
[2]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科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沈宗美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4-5.
[3]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6,(9):28-40.
[4]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40.
[5]李强. 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J].探索与争鸣,2016,(8):4-11.
[6]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2.
[7]卢岚.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逻辑与落实路径[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6,(1):5-10.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50.
[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
[10]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J].历史研究,1996,(6):95-105.
[11]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21.
[1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38.
[13]泰勒.本真性的伦理[M].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4.
[14]王泽应.伦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66.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6、194.
[16][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27.
[17][日]池田大作,[英]汤因比.展望21世纪——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家文化出版公司,1999:283-284.
[18]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J].社会,2016,(4):1-39.
[19]张威.比较新闻学:界定、依据和研究方法[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19-32.
[20]樊浩.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J].中国社会科学,2014,(7):4-25.
[21]Dusk, R. Wehelan, M. Moral Development.A,Guide to piaget and Kohlberg [M].J.NewYork:paulizt press,1978:65.
[22]赵欢春.意识形态话语权及其当代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16,(5):34-40.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
[24]吴晓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J].中国社会科学,2012,(5):4-20.
[25]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
[26]卡尔·雅思贝尔斯.时代精神的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1.
[27]红苇.“生活政治”是一种什么政治[J].读书,2006,(6):100-103.
[2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7.
[29]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9.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