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是对当代社会发展进程和环境的准确把握、洞察和介入。它旨在破解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代性难题，致力于解决如何以中国自身的逻辑完成中华民族人格自我完善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属于中国的现代性价值、现代性道德、现代公民品格建构等问题何以可能？中国要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中国将给世界呈现什么样的发展图景？或者更深层次来讲，中国之所以需要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这一深刻命题的意义究竟何在？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应的话语叙事是否足以矫正、重塑这个当下业已严重的价值沉沦、道德滑坡与失序的心灵，以重塑一种与制度结构和历史时代相适应的中国民众的理想人格？对这些问题深刻思考，考量着执政党的治理能力与现行社会的伦理治理智慧。本文通过考察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分析框架，揭示理解核心价值观在中国产生的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效果，并探究其价值与意义。

 一、现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之历史际遇

当今世界竞争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全球资本与权力体系的硬实力，二是各自所凭借的“软实力”——文明。实力与文明缺一不可。如果说硬实力，潮起潮落，那么，文明却是长久竞争的底蕴。一个文明的吸引力，在于其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深层问题，就是核心价值观能否直面破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现代性难题。

无论是在传统意义上，还是在指向人类普遍价值观的中国阐释和中国发展意义上，我们皆以中国现代性为根本来理解中国的价值观，把现代性作为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时代背景，作为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就此而言，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境遇问题就转换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究竟是否具有独特性？是否存在特殊学理意义的现代化“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抑或“中国方案”？即中国是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1.西方现代理论筹划和实践探索

现代性肇始于西方，西方率先建立起现代社会，且对现代性进行了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

第一、何为现代化、现代性、现代化理论？所谓现代化，“如果有必要定义，那么现代化或许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它伴随着科学革命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1］“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异常社会变革，是福是祸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 ［2］

现代化理论是在这场由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变革中形成的。“尽管其模式不同，但却存在着某些基本的、共同的特点；机械化、自动化、专业化和都市化程度的提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使用、积极持续增长；教育的高度普及；法制化进程的推进；个人自主性和理性思想的增强，等等。而对这一历史进程所做的专门性、系统性阐释和探索，则形成所谓的现代化理论。” ［3］

现代性是基于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视角透视现代化，侧重于现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时，提出的来界定现代的含义的。它指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而具有的本质特征，即原则，是现代社会一种质的规定性。现代性乃现代化的结果。

第二、西方现代化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性价值设计。西方现代化肇始于18世纪启蒙运动，其核心价值观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与文化上的多元主义。由此形成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上的所谓“现代文明秩序”。它以民主制度的方式呈现其价值，并将其价值渗透于日常琐碎生活中，使得源于西方的现代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紧密相连；与宪政、民主、法治环环相扣，内在地嵌套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资产阶级在生产、经济、交往、政治斗争甚至在每时每刻的细小日常生活中都建构了各种不同的力量，多方面的角逐和博弈的关系场景。在这里，被压迫者恰恰表现为能动的主体，他们去生产、购物、投票和旅游，表面上看完全自由自主的，可是正是这些自主生存的力量的引导上，资本控制和构序了生命存在本身的内驱力：在经济争斗和生存竞争中，深层控制存在的实质上不平等的社会构序的发生。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自由的生存形式本身恰是资产阶级权利部署方式，或者说是：一套从根本上塑形存在的不可见的链条的网络。” ［4］总之，西方现代文明是在一个有所积淀的现代性框架中展开，这有利于其拓展文明的自我治疗与纠偏机制，使其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呈现出继续向世界铺开、深度扩张之势。

第三、西方现代化面临的挑战。西方现代性以自由经济、民主制度和多元文化为核心所构建的现代秩序迅速在全球铺开。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现代性从器物、制度乃至价值理念上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震荡。这似乎是对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性这个沉重的时代唱出的挽歌。一方面，西方民主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移植变得异常的艰难。西方试图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输入其价值观，更换政体模式的努力，并未达到全球民主化善治的预期。相反，代之而起的是独裁政权模式猖獗，乃至战火蔓延。据统计，2000-2015年世界上已有27个国家放弃了民主制度。 ［5］

另一方面，西方自身民主制度遭遇空前危机。一是从民主理论的演进上来看，民主始于2000年前的希腊，其原始意义就是指人民的统治，即直接民主。而现代民主制度却是少数精英主导的代议制民主制。这就意味着西方民主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实存的民主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同。从西方意识形态传播上来说，当它强调民主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它在将自己的制度描述为民主制度时，无疑给人们一种追求大众民主、自由的希望。二是从其民主制度设置上来说，其隐蔽性在于采取带有精英色彩的代议制民主替代直接民主。撒切尔甚至警告，只有独裁者才会诉诸直接民主的方式，比如公投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吊诡的是，最近出现的英国脱欧公投现象，美国总统大选等等给西方民主制度带来巨大的挑战。这是否意味着寡头政治铁律下精英与大众的断裂，民粹主义暗流涌动？是否意味着西方一贯信奉的优质民主在向所谓的劣质民主演变？西方意识形态的高调宣传与实际制度设置差异是否导致了民主的理论预设、价值排序与实际运转流程的错位？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制度是否耗尽活力？更进一步说，西方在20世纪引进福利制度后，今天的西方困境到底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还是福利主义的后果？显然，西方民主遭遇到的空前危机。当然，西方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开始了自身文明的调整。我们也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有一个恰当的评估，正确的判断。即其制度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否达到极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