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价值（3）

二、对现代性的中国式反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之动力源泉

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内在精神与原则，它赋予制度以意义，并对制度发生的源泉进行诠释，对未来发展做出判断。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破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代性难题。而现代化在最终意义上是对其评价的价值尺度的准确把握。它是一个民族通过反思自身现代性，找到本民族自身发展逻辑的合理标准，确立符合自身发展逻辑的核心价值观，进而做出自己的正当性选择的过程。因此，对现代性的中国反思与检视成为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动力源泉。

1.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划分及其特征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迫于内忧外患，从外在形式上被动地进入现代化，且从外在表现上已经在器物层面进入了现代化。中国在追赶现代化、享受现代化带来的诸多财富的同时，也承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诸多病症，显然文明程度不够。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对梳理现代化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中国现代化的粗略划分。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对现代化做过一个粗略的划分，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860—1949年大约90年的早期现代化阶段。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从民国肇始到国民革命；二是从1949年—至今大约67年的现代化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30年。［3］

早期现代化的失败警示我们，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因此，我们“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9］且需时刻注意“在破除一种使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 ［10］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化既不能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也不能避开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和中国现代性重构的文明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个30年（1949—1979）、（1979—至今）。本文着重考察第二个30年的现代化进程，并对现代性进行自我审理。这涉猎到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有力杠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独特性。在后面的分析中，会不断回到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上来。如果说西方现代性制度的确立是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上，那么，“中国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进入现代的”，“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从本质上是由其内部历史演变所决定，是一个中国过程”［11］。我国是一个有着自己完整历史的文明国度。政府在现代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不断地调试与合作的过程形成了官民共治的多元治理主体。政府与社会不是零和关系，而是一种共赢关系。公民不是在与政府的对抗与斗争中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而是通过有效的沟通，参与和协商来解决现代性问题，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二，中国现代性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凝结。现代性这一概念蕴含着反映人类文明共有的规律的成分。中国现代化首先是世界化，其次是中国化，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中国的身份认同。从外在表现上来看，现代化高歌猛进，中国实现了崛起。中国与世界的高度融合，并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建构世界秩序的重要参与主体。这意味着富强已至。然而，从内在价值凝结上看，中国的崛起究竟是富强的崛起抑或是文明的崛起？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否意味着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现代化道路，仍是一条未经之路。由于民族的文明进程依赖于其合乎文明逻辑的实践经验与其合理性的价值立场的选择。因此，特定历史时期的任何民族都必然会对自己的理论体系、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做出诠释与辩护。带有最大公约数的、处于主导的、主流的核心价值观便由此产生，并依此为主导进行现代化建设，彰显现代化内在价值凝结。并以外在表现与内在价值凝结的方式呈现中国现代性的特征。

2.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自我审理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不断冲击与挑战下，不断选择与变换发展模式的过程”。［12］即中国现代化发展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高效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它集中体现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治国纲领，具有自身内在的价值理性基础与价值目标追求。深入检视与审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价值追求，是我们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要前提。它拟解决以下问题：如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身（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超越精神？如何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目标及其演进方向？究竟是何种文化力量与价值逻辑影响、引导和制约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信仰？

第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目的之自我审理。发展的目的在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实现。中国的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课题。一方面，从器物层面，有着学习西方的烙印。中国现代化之重构催生了民族复兴的期待。也正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硬实力，使古老的“孔夫子”扬名四海，也使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另一方面，从文化价值层面上看，经济飞速发展，人的自身素质却没有跟上去。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状况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这就需要审理与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众多转型问题和价值问题。现代性在一般意义上，为个人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也为个性化的存在和选择打开了广阔天地。现代化带来的最大弊端就是人类的物化和精神的萎缩。而物化对精神的挤压，也带来了现代性危机，并导致文化的短缺、价值的滞后、劫富济贫多、富裕还民少的现象。因为资本增值的逻辑借着科技和贸易扎根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的同时，却又把意义的世界从人类心灵深处连根拔起。这种扎根与拔根双重作用使得现代性在创造了日益繁荣的物质空间时，却又压缩了精神空间，导致所有的现代化的扎根失去意义。同样，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呈现出物质欲望对精神生活的僭越以及个体主体性对公共性的践踏，并演化成为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现代性症候。它犹如一面多棱镜将各个阶层的复杂心态折射出来。诸如现实生活中的仇富与仇官、浮躁与焦虑、忽悠与炫富、空虚与冷漠乃至暴戾等不良心态，皆源于现代性的病症——物化。物欲挤压甚至吞噬掉了人的精神世界，使得精神窄化与虚无化，导致精神力量让位于现代化的物性力量。“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 ［13］因此，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现代化面临着资本逻辑在中国怎样发挥作用？如何驾驭中国的资本问题？更进一步说，现代性叙事能在多大程度上释义它所处的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

总之，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因自身文化的断裂及其现代性经验的欠缺，在文明调整上还有不足。一是尽管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但同西方几百年积淀的现代文明还有差距；二是中国现代化高速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方案，无论是其自身的完整还是对世界秩序的重构都应当考虑补上现代文明建设的欠缺。代替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既要接受技术理性的审核，也接受价值理性的引导。进而立足于中国现代化文明进程，对人类共同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理念做出中国诠释以深挖出广泛的世界意义。

第二，对中国现代化价值认同的审理与检视。“现代性的狂飙、理性的泛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想的成功和喜悦，相反却出现了‘道德谋划’的失败，现代人始终未能确立起现代道德精神的生长点”。 ［14］这使得价值观充满着盘旋、争执和喧哗的问题。如何回应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这无疑是一个题旨艰涩，论域宏大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其核心是如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公民认同等三大认同问题？

首先，现代性带来的共识坍塌现象，加重了个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马克思对现代性影响的经典解读是，现代性在对神圣的祛魅（即赋予人们拒斥绝对本体、解构形上理念的合理性）过程伴随着主体自我意识觉醒；而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既受到全面竞争的推动，又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带有鲜明的局限性。它“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15］，致使现代社会遭遇“共识坍塌”的危机。而重构价值共识的前提，是对于他者的尊重、对差异的包容与对多元的承诺。核心价值的最终旨趣在于实现国家发展之兴盛、社会运行之公正以及人之自我建构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破解现代性价值认同危机。问题是我们究竟以何种充分的理由，又将依循何种合理的逻辑，而非泛泛的学术演绎，来回应现代性价值认同危机。如果说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向全世界所做的基本承诺是对自己所坚定实践着的社会制度之先进性、优越性的信念，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那么在现实生活场域中，又如何让“核心价值观”成为调节人们生活际遇的信条，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其次，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始终绕不开的门槛就是现代化的本土化问题。中国现代性既面临着工业文明下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浸淫作用，又面临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而展开的现代性问题。无论是在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民族复兴，还是在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建构乃至个体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现代公民品格的锻造，皆涉猎到以下问题：如何来保障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创造性地转换和有机耦合，以超越现代性的西方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何以可能？

最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制度实践主体——公民的生成。问题恰恰在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由于过度重视质性特点的变化，而忽视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现代公民的生成。其实，文明的本质就是人性的文明。没有公民品格的培育，现代化、核心价值观皆会落空。公民是现代核心价值观实践指向的应然主体。然而，当下国民普遍充满着不安与紧张的戾气，诸如首都机场爆炸、摔婴儿事件等，其恶劣行为让人不寒而栗。再如日常生活中在地铁、公交上为争一个座位大打出手等等这些个案的高发，不能不引起社会的深刻反思：中国五千年的礼仪之邦，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对传统仓栗食而后知礼节的反讽吗？我们究竟是在经历恒古的道德滑坡，还是经历道德领域的高速转型？这是否意味着建构在资本化的体系上的现代性，在给人以自由的同时，也有置入放逐的生存处境的可能？如何把握马克思曾作的判断：“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这一难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