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品端:朱子学的海外传播及其意义

张品端:朱子学的海外传播及其意义

南宋时期,朱熹在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地区开展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活动,形成了著名的朱子学派,其影响遍及东南诸省。此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的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学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近古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社会600多年。

朱子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成果的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为文化遗产,朱子学是超越时代、超越区域的。

朱子学与东亚文明

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为近邻,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这种地理环境和频繁的学术交流,形成了近古东亚朱子学。

公元13世纪初,朱子学开始传入韩国和日本,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就韩国而言,高丽和朝鲜时期的学者,以朱子理气论为基础,对心情哲学展开了深入细微的探讨。如韩国关于“四端七情”论辩,探讨的就是“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与“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之间的关系问题。论辩的时间跨越五百年之久,几乎每一位韩国朱子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著名的论辩。在“四端七情”论争中,韩国朱子学发展了朱子学中重实践性、人间伦理层面,强调提升伦理道德修养,通过改变人的气质而达到圣人境界。另外,韩国朱子学强调“气”的功能性和自主性,倡导“重实”思想,后来发展为实学。实学是韩国“性理学划时代的转换”,是一种“改新的儒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标志的新学风。其结果是使韩国朱子学向着近代的性格转换,成为后来韩国“开化思想”兴起的先导意识。

日本朱子学着重发挥了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注重“即物思维”。具有这种特性的日本朱子学,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贝原益轩继承了朱熹“格物穷理”中的合理因素,将穷理精神与经验科学相结合,赋予朱子学“理”范畴以经验合理主义色彩。新井白石把朱子学的格物致知之“穷理”与西方的科学技艺之“实理”相结合,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科学技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赅”的著名口号。在这一口号指导下,幕末维新志士要求德川幕府“开国”,积极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艺,以促成日本的富强。所以,日本著名学者源了圆认为,日本朱子学重视“即物思维”,从经验价值出发,围绕自然、科学等问题,寻求自然中的实理。由此形成了日本民族讲究实用的民族性和提倡实证科学的良好风气。

朱子学传播到韩国和日本之后,于16世纪后成为中、日、韩三国共同接受的思想文化,即东亚地区的主流文化,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刻。从朱子学在日本、韩国的传播与影响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对中国朱子学的引进与吸收,并不是简单地将中国朱子学移植到本国,而是根据所在国的社会实际,与其传统文化相融合。

朱子学与东南亚社会价值观

在东南亚,由于各国文化、社会结构各不相同,导致对朱子学的接受,以及朱子学产生的影响亦不相同。

越南与中国毗邻而居,同属汉文化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结构。越南仿效近古中国以朱子学作为正统思想,重视制礼乐,创学校,振兴儒学。同时,还大量刊印《孝经》《小学》《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节要》等朱子学书籍,致力于儒学的普及和社会教化。这对越南民族道德自觉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过积极作用。朱子学在越南传承发展600多年,影响深远,成为越南民众价值体系的核心。

近代,华人移民将朱子学传入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在海外自强不息、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家文化,其精神源泉来自儒家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思想。泰国华人领袖郑午楼博士说:“我们海外华人,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儒家思想早已通过历史塑造出华人特有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在投身于一个工商社会以求生存发展的同时,努力保持并发扬华人的道德理性,实践东西文化共同冶于一炉的中庸之道。”通过华人的倡导,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得到东南亚社会的普遍认同。

在东南亚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发展的前提下,朱子学中的价值观、中庸之道等思想,不仅没有妨碍社会经济的运行,反而演变成一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文因素。可以预见,朱子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将与东南亚各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传承发展下去。

责任编辑:郭浩校对:蔡畅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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