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品端：朱子学的海外传播及其意义（2）

朱子学与欧洲启蒙思潮

明末清初，朱子学主要由来华传教士介绍到欧洲。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100多年里，欧洲的罗明坚、利玛窦和龙华民等一大批传教士，将朱子《四书集注》和《性理大全》等著作译成西文。他们还根据各自对朱子学的理解，撰写了大量书信文章寄往欧洲。其价值就在于以西方语言首次阐述朱子学的思想观念，为欧洲人了解朱子学和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经过传教士近百年的传播，从17世纪末开始，欧洲形成了100多年的“中国文化热”。这时期，欧洲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在深入接触和研究朱子学的过程中受到了启蒙。如马勒伯朗士从“偶因论”的哲学观点出发，写下中西比较哲学史上的一篇名作——《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与本性》。这展示了朱子学与欧洲启蒙思想之间的互动。朱子学作为一种中国文化，因其有人类共同价值与进步因素，为启蒙运动所借鉴吸收。

欧洲启蒙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释，也为近代欧洲哲学的开创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从近古中西哲学的发展来看，朱子学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建构有着相似之处。如朱熹与康德哲学中的“天理”与“物自体”，“物理”与“伦理”“至善”概念的比较分析，朱熹本体论的构建与康德认识论的完成等，表明东西方两种不同哲学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可见，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塑造形成，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从朱子学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来看，东西文化的交流是个互动的过程，是全球范围内的交互关系。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改造、发展、超越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决不能把外来文化拒之门外。没有各国与各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互渗、互补，实现本国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朱子学与北美新儒家

从18世纪开始，欧洲耶稣会士们翻译和撰写的朱子学著作传入北美。这时，美国出现了一批“东方学者”，成立了东方学会，开展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方学研究。哥伦比亚、哈佛、夏威夷等大学都设有朱子学博士课程，为朱子学研究培养人才。20世纪70年代后，一批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如成中英、杜维明等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和西方哲学思维训练，以较为熟练的西方现代哲学语言来阐明朱子学，其著作更易为西方人所理解和接受。这一时期，美籍华人学者和美国本土学者共同开展朱子学研究，呈现极为活跃的态势，美国也逐渐成为西方研究朱子学的重镇。

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儒家学者翻译朱子原著，撰写朱子学研究论著，以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为终极关怀，开展儒学的复兴运动，对朱子学的阐发作出了努力。如狄百瑞通过对朱熹思想的诠释，认为朱子的哲学是一种无比卓越的自由主义学说，并把宋明理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因素归纳为诸如“为己之学”“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等。成中英在朱熹超融思想的启示下，进一步提出了“以知识构架实现儒学的超融创新”的主张。他认为，儒学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生命体，从先秦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再到新儒学，下一步的走向就是全球儒学。杜维明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并提出儒学应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第二期儒学（即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第三期儒学（即现代儒学）。

这些北美新儒家学者对朱子的研究，表现出与欧洲学者迥然不同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重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

朱子学的世界性意义

从朱子学在海外传播的时空性特征而言，朱子学是近古东亚文明的体现，并在西传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它具有“世界朱子学”的意义。

21世纪国际朱子学研究的特点，是在全球视域下探讨朱子学的时代价值。许多学者从世界的大局来看朱子学在东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与西方现代思想进行比较，从中寻找出东方文化中适合现代西方人的部分。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中能否对世界作出贡献，主要取决于朱子学是否能够开创一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自觉的伦理。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把朱熹的思想、处世哲学和人生修养，普遍地介绍给现代人，有效提升现代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重估，建立起引导人生的价值指向。这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者：张品端，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负责人、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