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智慧

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依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在总结我国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和借鉴西方国家社会治理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够表达中国话语、彰显中国风格、体现中国特色的蕴含着丰富而深刻中国智慧的理论成果，充分反映了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思考、新探索，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问题的崭新而深刻的认识，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篇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特别强调，要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他的国家治理思想的提出和阐释，正是对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充分体现。

一、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话语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全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探索之路。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的探索继往开来、砥砺前行。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善于学习、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汲取了“极左”时期党政关系失衡、人民权利丧失、社会秩序混乱的教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形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独特优势，取得了国家治理的重大成果。但是，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各阶层强烈的治理愿望，国家治理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所以，习近平强调说：“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1](P548)国家治理的理念如何走向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如何走向多元化、国家治理目标如何走向人民本位、国家治理方式如何走向规范化、国家治理手段如何走向法治化等等问题，无疑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

综观国家治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如何才能准确地概括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讲清楚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又如何才能揭示出未来的发展走势，运用中国话语进行概括就显得尤为必要。所谓中国话语，即中国“场域”中的话语，不仅是要用中国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表达中国自己的实践，提炼中国自己的“标识性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中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用中国声音“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接受中国”，通过中国话语所包含的内在逻辑、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放射出影响力。习近平用“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的实践做了新的概括、新的表述。他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P547)“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1](P54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P547)以“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来概括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既说明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反映了国家、政府在改革中角色定位的合理性、准确性、科学性。习近平的新概括、新表述并非舶来品，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总体概括，也是对21世纪以来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所做的顶层设计的精辟概括，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标识性概括。这一关于中国自己事情的新概括、新表述，以中国话语展示了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中国风采，融通了中国学术与中国实践的关系，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所接受，真正体现了“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的意义。[2](P33)

在我国学术界，有些学者在研究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时，为了阐释清楚国家治理的含义，易于从西方的学术中找渊源，将其与西方的概念如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甚至国家治理等结合起来对比地进行研究，这一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借鉴西方相关概念内涵的合理和有用之处来推进中国“话语”的丰富和发展，而恰恰出现的是相反的效果，即在中国话语中找出西方话语的痕迹和味道，要给中国话语贴上西方话语的标签，这无疑是对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不科学的解读。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演进，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全新视角的深入思考，也是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属性、价值观念紧密联系的。理解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话语表达，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坚守联系起来。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P105)“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P547-548)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3](P105)就成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非是西方学者所谈的如行为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具体规则，它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成的一整套的紧密相连、互相协调的国家制度，包括社会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约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带来的弊端，调节着个人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性、不合理性等，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目标起着根本的保障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辅相成，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群众基本的经济权益和生存条件的保障，对人的潜能、创造力发展的促进，以及能够保证一切积极因素的调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有效性等，必然要求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只有遵循并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有效治理国家，只有以一整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对国家治理有一个明确的、正确的方向性定位，也才能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一再告诫全党，“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3](P104)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指引下建立起来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它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共同遵循、自觉践行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在多种价值观念中居于统领、引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源于中华民族在自身的长期发展中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也基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坚守。没有这份坚守，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坚守?习近平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3](P106)由此可见，习近平在论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二者关系时，明确强调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族含义和中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