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智慧 （2）

二、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风格

当前，中国风格的建构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诉求。所谓中国风格，是以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为基础，蕴含着大量中国元素，并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要求，有自身独特的魅力。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以中国元素即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演化、人民为中心等为表现形式，彰显了中国风格，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P105)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源于中华五千年历史发展的思想精华，体现了继承性、民族性。他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特点。在对国家治理思想的阐述中，习近平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应用和创新性发展。他将司马迁《史记》中的“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创造性地应用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强调了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将孔子《论语·子路》中的“和而不同”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的外交，以多样化统一和统一中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彰显了中国外交的新理念；他对《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韩非子·诡使》中的“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等进行了创造性的应用，说明了民心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人民利益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法治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关联；等等。

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滋养国家治理的思想精华做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4]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现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积累的丰富思想智慧和理性思辨，而这种文化养分一旦与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结合，带来的则是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对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产生着深深的影响，从而使他的这一思想展现了中国的独有魅力。

当然，中国风格并不排斥从其他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广泛吸收有益的养料，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特色。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同样也是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的养分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断汲取各种文明的养分，并不意味着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性。为了更好地彰显中国风格，坚守民族精神，就要善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唯有如此，才能将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鲜明地展示给世人。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有主张、有定力”，[3](P105)这个主张和定力就是：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放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体现了人民性。他从来都认为，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替谁说话，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依靠谁、为了谁、谁享有，是国家治理中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的一面镜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人民性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进行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一切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以百姓心为心”，深入实际、关注人民的呼声、人民的需求、人民的愿望，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为人民创造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必须以人民满意为唯一标准，把人民作为发展成效的最终评判者。对此，习近平做了很精辟的概括：“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3](P154)

国家治理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要求上看，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直指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P549)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中向前推进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也正是在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中逐步提高的。

考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历程，我们会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上，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中国风格。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500多年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始终是围绕着市场自由和国家干预展开的。当市场自由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时，国家干预兴起，政府必须以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调控国民经济、刺激有效需求，促使经济良性发展；而当国家干预的盛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社会弊端之后，市场自由又重新崛起，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要求减少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干预上发挥着作用。我们由此看到，西方国家在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关系的处理上总是偏执一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就是在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交替作用中发展的。不同于西方，我国在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关系的处理上则是在寻求政府和市场之间相协调的平衡点，因而经历了一个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改革之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变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然后进一步转变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发展到今天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过程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以及经济成分多元化、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实际状况进行不断改进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十四大以来这20年间“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的过程。[1](P498)这一过程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任何规律可遵循的情况下形成的，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发展的“试错性”、实践的“实验性”、认识的“趋深性”渐进改进的，是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表明了国家治理的定位不断走向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从而彰显了国家治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