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智慧 （3）

三、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特色

何谓中国特色?这个学术界已讲了多年的、看似简单的命题，要给出一个简洁的、鲜明的答案，还真是不那么容易。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谈到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宣传阐释中国特色，他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3](P155-156)这四个“讲清楚”，既体现了继承性、民族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基本国情等融通生成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原创性、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学理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宏观顶层设计与具体操作对策的结合等融通生成中国特色；更体现了系统性、专业性，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的建设和创新融通生成中国特色。由此来看，中国特色就是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反映时代主题、实践要求、自身特质。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真真正正地反映了这些方面。

首先，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特色表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本质属性及其演进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组成内容。国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伴随着阶级而产生，也随着脑体分工和阶级的消失而消亡。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内部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的统一，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履行着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科学地解释了国家的起源、性质和职能，以及国家在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实践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P548)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掌握了政权以后，不断地探索这个问题，也曾经受过严重挫折。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他强调，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作为一个大系统，涵盖了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等；他强调，国家治理主体必须多元化，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各社会主体参与国家治理，实现国家、社会、公民协同共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他强调，国家治理的本质就在于改变以人治为重点的治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涵盖了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法治治理等等。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阐释，体现了对国家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其次，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特色表现在，它秉承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现代化思维方式。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5](P116)到60年代中期，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将“四个现代化”公之于世，“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6](P439)后来，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四个现代化”又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为鼓舞我国亿万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基础和精神动力。习近平深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的鼓舞，面对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日趋活跃、各种风险与挑战日益增多的新形势，把现代化思维方式运用到国家治理之中，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在当前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途中，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着深刻变化，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国家治理要跟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就必须提升应对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就必须具有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能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1](P15-16)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反复出现的产能过剩一直困扰着经济的发展。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突出表现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三高”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政府行政力量的直接推动使然，特别是在钢铁、水泥、造船等基础性制造业，政府的投资规模巨大，从而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导致了产能过剩。仅此分析就让我们认识到产能过剩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密切关联，而这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则至关重要。在剖析产能过剩反复出现的原因并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反思政府的行为，无疑给国家治理如何走向现代化带来挑战和启示。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再次，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特色还表现在以人民性与国家性的统一为基础，寻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人民性的重点是人民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是人民在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中有最大的获得感。但是，应该看到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国家的情况下，人民性与国家性是相统一的，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利益集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与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深怀爱民之心，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必须恪守为民之责，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必须善谋富民之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民为国之本，国以民而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保证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一是政府短期的政治绩效与长期的经济发展绩效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经济肌体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需要长效性，经济发展需要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是，政府(官员)则希望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显著的政治绩效。短期的政治绩效与长期的经济发展绩效的关系处理不好，就必然会出现政府在经济干预上搞短平快、搞大拆大建，而对于那些能够提升经济实力的实体经济、高端产业链等不够重视，导致经济发展受损。二是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可以“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1](P513-514)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都可能存在着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这就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来调节。政府必须发挥其公权力的优势和宏观引导的作用，引导市场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必须发挥服务和监管的作用。显然，市场定位在提高经济效率上，而政府则定位在宏观经济引导上。三是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分权的问题。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和边界的合理划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走向。限权、放权、分权的有效性是什么?能否实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能否做到向市场、社会、地方放权，处理好“政府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在体制上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权分设”?等等。总之，这三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也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从不忘本、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角度，为我们从战略高度、目标维度理解国家治理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努力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