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文学的生活化，是指文学创作不仅出于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作为社会生活行为而存在，创作目的直接指向现实生活，而不是文学自身。中国文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仅是中国文学自身规律形成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因而，把握中国文学的生活化本质，是摆脱20世纪西方近代文学观对中国文学研究造成的困境的关键所在。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下列几方面：

一、以文求官。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当时也有不少策士并没有向君主面陈己见，而是通过书信对君主进行游说。如《秦策一》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从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可以看出，苏秦游说基本上是以上书的形式进行。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献赋以求仕进亦不在少数。如鲍照献诗刘义庆，“寻擢为国侍郎，甚见知赏，迁秣陵令”。于是，“学而优则仕”遂演变为“写而优则仕”。

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如白居易《策林序》说自己为应举，曾和元稹等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金史·选举一》载：“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全元杂剧》载无名氏《张公艺九世同居》云张狂、李奈应举，贡官云：“你来应举，会吟诗么？”张狂云：“会吟诗，会课赋。”可见元代以诗文会课也是普遍现象。清代，这种为应举而平时以诗文会课的状况依然不改。如《曾国藩文集·家教篇》说，家中“男近与同年会课作赋，每日看书如常，饮食起居如故”。

二、以作诗文为官员职守。中国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之中，故向帝王陈言献策，以文学来歌功颂德，进行讽刺和教化，也是他们职责所在。中国古代的文体中，官员写作行政公文类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奏、议、章、书、表，等等。《尚书》中的那些典、谟、诰、训、誓、命的写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时的百国春秋及《左传》《国语》的写作也都是史官的职责。战国诸子中如《商君书》《管子》等也都是职官所为。而田骈、慎到、荀子、邹衍、淳于髡在齐国稷下学宫，被齐宣王“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其创作也是职官行为。所以，章学诚说先秦“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

魏晋以来，诗赋的功用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职官对诗、赋的政治功用仍没有忘记，如《晋书》说庾羲“至郡献诗，颇存讽谏”。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强调诗文应“补察时政”。但以诗文讽谏并不只有白居易。宋元以来，这一传统依然得以保持。如《宋史》卷四七九说西蜀欧阳迥“尝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以献”。《明史》卷二八五载高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同书卷六一载明代乐府“所奏《神降祥》《神贶》《酣酒》《色荒》《禽荒》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銮歌》，皆寓讽谏之意”。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三、以诗文交际。礼有“无辞不相接”和“礼尚往来”的规定，故诗在西周就开始用于人际交往。清华大学竹简中有《夜》一简，载武王诗赠周公，也载有周公的答诗。汉以来，诗文广泛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赠和、问答、送别类诗歌在先秦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其种类除赠、和、答、别外，还有应制、奉和、寄、酬、饯、贺、悼、贻、问、挽词、谒、谢、献、投、示、上，等等。这类诗词，不外乎对特定对象表示赞美、劝勉、怀念、祝贺、哀悼、要求、邀请，或诉说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说明某一问题。如宇文少府赠李白以桃竹书筒，李白作《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答谢。“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酝美酒以待白”，李白作《赠汪伦》诗示谢。李侍御被贬郴州，刘长卿作《送李侍御贬郴州》为其送别，以示同情。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表示希望得到张九龄的引荐。《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诗，而这类诗歌大概有三万首之多。王维的诗歌共有四百多首，而这类诗歌有二百七十多首，可见其数量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