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重说孟子：得民心，得天下

亚圣孟轲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表现了他对儒家的厌恶，那是由于，儒家的泛道德论、泛善论、为政以德论、齐之以礼（用礼法规范天下）论、君子—士—精英主义、中庸理性主义、圣人乃百世之师论、民贵君轻论……客观上形成了对于君王权力的文化监督、道德监督。儒家的摇唇鼓舌、指手画脚、自命优越、用理想修理现实，令沉迷于大一统的权力与事业的嬴政皇帝反感万分。

但后来的皇帝、朝廷、儒生、乡绅，一直到百姓民间，渐渐接受了儒家的优显地位。因为儒家自好学孝悌始，到治国平天下终，说法正当、顺耳、简明，容易接受，即使不完全做得到也比没有这样一个美好通俗的学说好，而且，除了用这样的学说吹吹民心民本性善仁政以外，用别的学说就更无法让百姓们听着舒心放心。法家学说是君王听着舒服速效，百姓听着肝颤。道家学说是抽象思维的胜利，通向宗教、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伟大而涉嫌玄虚与故作逆反。墨家投合志士，名家投合思辨拔河，都没有儒家的广博平易诚恳善良可喜。今天的学界对于董仲舒是否原汁原味地提出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不同看法，儒家学说自汉武帝以来地位飙升，渐渐达到了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是事实。而儒家的代表人物自然是大成至圣先师孔丘，后世又加上了的是孔子死后百年的战国时期亚圣孟轲。

亚圣的地位有难处。一概拷贝孔子，失去存在必要；与至圣各说各的，平分秋色的可能性不大，被攻讦为标新立异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危险则大为增加。

从文风话风上看，孔子各方面论述恰到好处，春风化雨，亲切自然。一上来就是“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何等地安稳熨帖。而孟子一起头就选择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树起了利与义二分法两大阵营，而且他使二者不可得兼，一直发展到后来，达到“生”与“义”的不可得兼，达到舍生取义的壮烈。孟子的不妥协性、尖锐性与彻底性振聋发聩。

仁者无敌

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这一类的命题，你会觉得孟子正道得简约且相当纯洁，他的文化理想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讲得到家。人性向善，人心思善，君王为善，就是仁政，就能建成人间乐园，直到“与民同乐”“俊杰在位”“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还有“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一方面是春秋无义战，到处是争权夺利、阴谋诡计、血腥屠戮、枉费心机、国无宁日；一方面是仁者无敌、莫之能御、天下归心、轻而易举。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王蒙按：在我少年时代一接触到“共产主义”四个字，脑子里出现的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十六字箴言。十六字做到，万国一家，万民一体，不是人间乐园还能是什么？

孟子认为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恩被百姓而不是祸害百姓，其实很容易做到，犹如“为长者折枝”，绝对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君王们没有去做，完全“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关键只在一念间。

孟子引用孔子的话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说干脆利落，简明浅显，说得极其便利，实际上没有这样明白。帝王将相、名士大臣，都重视争权夺利，而且都认为有权才能实施仁政、造福百姓，有利才能爱民如子，使民人“仰如父母”，实际上呢，争得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根本没有了义战，咋办呢？

他提了许多争取人心的建议，首先是反战。他说：“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应该对打仗、“外交”、开疆拓土的能人们施以刑罚。他还建议：例如王者修园林，应采取开放态度，“与民偕乐，故能乐也”，他说当年文王的灵台鹿苑就是这样的。他提出了做好农民土地的经界、不违农时、捕鱼不入洿池（即大水池），保养资源环境、伐木也要遵守时序的要求，说是这样做了就可能丰衣足食。换句话说，之所以百姓不能温饱，正是由于权力系统的营作不端，破坏了生产的正常时序与生产环境。他还提出薄赋税，乃至免税。

这些说得很中听，但实际难以做到，孟子的愿景是由某个侯王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人间乐园，然后是百姓们载歌载舞、欢呼雀跃而来。问题是先建乐园，然后“王天下”，即把握天下权柄呢，还是先把握了权柄，“王”了天下，才能修建出一个人间乐园来呢？这也是个先生蛋抑或是先生鸡的扯皮问题。

这里有中华文化的思想方法，尚同、尚一、尚朴、尚整合，我称之为“泛一论”，即认定千万概念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主宰一切，一通百通，它是中华的概念神祇，是中华宗教情怀的文化化与道德化。

圣贤垂范天下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是绝对的世俗与庸常的快乐，又是高尚与淳朴的，最最符合天性自然的快乐，而且应该说是不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的最普泛的快乐。它既是自然又是超自然的天所能给予、所愿给予、所可能给予的快乐，而针对斯时的急功近利、称王称霸的追求说，它又是一服清醒剂。为什么“王天下”不属于君子之乐的范畴呢？因为那里面包含了权力争夺的因素，因为那不是快乐而是责任，还因为天并不可能助所有的君子获得“王天下”的成功。孔孟的天与老子的（天）道差不多，是不言的天，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的天，是“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的天，这是中国的终极关怀、终极信仰的一个极不凡的智慧，即不将概念神意志化、人格化。老子那里甚至于提出了“天地不仁”的惊人命题，这一点与儒家相差甚远。老子的命题在于承认天超然于人文观念之外。孔孟则强调人文观念最终是天命的产物，不但是天命的产物，也是后天培育教化的成果。孔孟把先天与后天进一步统一起来了，因为彼时性恶的现实比比皆是。孟子费了老大劲儿论述，是由于环境与后天的失常才发生了糟践善因的痛心事态。

是故孟子推崇的大丈夫——精英中的巨型成功人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突显了信仰坚定的特色。关键在品质，在内心追求——志，不在事功，具有信仰主义的某些特征。信了就能做，做了就能胜能好，略费了点儿口舌，事功的事捎带脚也做到了。

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说，只要自己认定的仁德正义、理直气壮之事，谁也不必害怕，一往无前也就能百战百胜。只要自己并不那么理直气壮，谁对谁也不可大意任性。古今中外的勇士，其勇多半是与实力结合在一起的，到了孟子这里，更看重的则是义理，有了义理，天下无敌；输了义理，就休要逞雄。

人性·民心·天意·圣贤主义即古代的精英主义，集中表现为王天下亦即平天下的无敌仁政，这是孟子的四位一体的道德政治宏论。

（摘自《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王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