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时代紧迫性与历史必然性

中共十八大后的反腐，惊动了世界，震撼了国人。抓出的贪腐官员中，仅省部级以上官员就超过百名。300多个地级市中有70多位曾担任过市委书记或市长的“中坚官员”落马，占比之高令人咂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场反腐败的斗争？引发这场反腐斗争的深层动因又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痛下决心，对腐败零容忍、不手软

第一，得罪贪官，还是得罪13亿多人民？对十八大后的反腐，并不都是溢美之词，社会上流传的种种说法，也折射出人们对这场斗争的复杂心态。比如，有的说反腐败只是刮了阵风、摆摆姿态；有的说反腐败反得人人自危、为官不为，影响经济发展；有的说反腐败自曝家丑影响党和政府形象；有的说不反腐败要亡国，真反腐败要亡党。

人们不禁会问，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什么会有如此胆略，坚定不移地反腐败呢？答案也许很多，如不反腐执政党就可能蜕化变质，就会丧失民心，动摇中共的执政根基；不反腐会使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毁于一旦；不反腐就会亡党亡国，等等。

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也许不是要不要反腐的问题，而是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什么能够痛下决心，对腐败零容忍、不手软？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内在定力是什么？

笔者看来，这种定力，最核心的莫过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担当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其实道理很简单，可以说所有的领导人心里都很清楚，反腐败肯定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会被许多腐败分子嫉恨。但是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的领导人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等于放任腐败。如果不得罪成千上百的腐败分子，那就是得罪13亿多中国人民，这既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也是一笔人心向背账。正是这样一种定力，才使习近平总书记产生出强烈的责任感、时代感和勇于向前的担当意识，才使他对腐败深恶痛绝，才使他感觉到时代赋予他的历史重任。正像他多次讲到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他有一种天大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促使他无法做太平官。在他看来，如果共产党的官员只满足于自己不腐不贪、勤恳工作，对党内存在的现实而严峻的问题不闻不问、当老好人，尸位素餐，无动于衷，无所作为，一旦国家出了大问题，作为当政者是要被历史“拉清单”的，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人民把权力交给领导者，领导者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要得罪。如果从这样的视角观察问题，也许我们就会真正读懂这场中外少有的反腐之役了。

第二，反腐是一场赢得人心的战争。其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担当意识，除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外，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通过反腐败，重塑我们党的执政形象。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反腐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的根本原因。而重塑我们党的形象最核心的事情莫过于要提升老百姓对党的领导地位的认同度，提升公众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支持度。这两者，并不等于我们党有了领导权、有了程序上的合法就能自然而然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使命，就是要通过清除我们党肌体上的腐败毒瘤，特别是隐藏在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巨虎贪官，大大提高党的领导的社会认同度和心理支持度，让民众心悦诚服，进一步改善党与民众的关系。这也是他决不做太平官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他看来，对腐败分子容忍和放纵，就是对人民犯罪、对党不负责任；而强力反腐，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党心民心，提升老百姓对党执政地位心理上的合法性认同。

至于有人说腐败分子在高压下会孤注一掷、猖狂反扑，这可能是完全低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力量和决心。邪就是邪的，邪不压正。对抗的下场必将是身败名裂、粉身碎骨。

第三，没有好的官场生态，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就会成为泡影。我们党强有力的反腐，除了提升党的合法性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之外，笔者以为，后面隐含的更大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则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以来曾经的耻辱地位，走出一条民族复兴之路。而这条道路走得是否通畅，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官场和健康的政治生态。十八大后的反腐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重建中国官场，构建健康的政治生态。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近年来中国官场出现的很多问题，如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不仅对中国的官场生态造成严重破坏，而且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要改变社会风气，必须首先矫正官场风气。只有710多万党政公务人员、特别担任一定职务的各级领导干部每个人能够清正，才可能有党和政府的清廉；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无疑又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十八大后，中央为什么要把“严党、严军，反贪、治吏”并重，并使之成为赢得党心民心的重大举措一抓到底，坚持不懈。因为只有重建中国官场，才能保障中国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而这样的官场和政治生态，恰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重要保证。

腐败的产生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相关联

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腐败对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有着巨大的侵蚀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良性发展有着严重的危害。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虽然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腐败蔓延的势头在十八大以前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如何从源头上抑制腐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了顺应民心，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也取得了重要成效，在海内外更是引起强烈的反响。因此，对目前我国腐败成因的整体判断，将对我们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已超出了个别单位和个别人的问题，而带有一定的泛化趋势。这种泛化趋势，与我国所处的社会与体制“双重转型”的历史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社会层面看，我国正经历着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阵痛期。社会转型期人们急于求富的心态，以及由此萌发的强劲的利益驱动，使社会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部分社会成员行为失范以及犯罪率上升、社会环境恶化等，都可能诱发各种掌握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分配权中的意志薄弱者铤而走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导致腐败。这种当年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经历，在我国也有所萌动。

从体制层面看，我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过渡期。在双轨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就业与通货膨胀压力的交替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市场行为的紊乱，市场主体的重组、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法律规范的欠缺以及法治对社会控制功能的滞后，道德约束功能的下降，也会诱发一些掌握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分配权中的意志薄弱者趁机钻体制转换的空子，通过各种途径，利用种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使腐败问题更加严重。

不仅如此，当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同处于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候，必将使上述问题表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形。也就是说，当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迫切需要我们的政府以及社会各种管理主体不断加强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管理时，而个别领导干部由于腐败问题的干扰，权力行使中的某些失控，又显得力不从心，软弱无力。这种腐败现象，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涣散了公职人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自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乃至义愤，正在动摇国家的政权基础，其危害性决不可低估。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了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曾采取过一系列重要举措，如制定有关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等，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政策性的规范体系，因缺乏体制上的保证与依托，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客观地分析，在这样一个复杂局面下，似乎也很难起到显著的效果。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们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忽视了另一面；这方面的问题堵住了，那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有些腐败问题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及不择手段地侵吞国家财产等，都有愈演愈烈之势，犯罪的数额也越来越大，形式也越来越翻新多样，如窝案、利益输送、集体犯罪等。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的腐败，表现为权力行使的非理性腐败。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本措施，势必会威胁党和国家的政权，动摇乃至涣散民众对党和国家信任的根基。

为了真正达到治本的目的，实现十八大后中央提出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除了继续加紧惩治腐败，狠抓一批大案要案并予以严惩，抓好治标的反腐败斗争外，还要下决心从制度上清除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