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转折关头：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3）

胡耀邦、习仲勋

力主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初，中组部来访人员每天有几百人。胡耀邦对警卫人员打招呼说：对找到家来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有些上访者凌晨就在家门等候，他一边吃早饭一边接待上访者。他在中组部一年时间里批复了四千多件来信。

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也感到了要求平反的压力。1978年习仲勋复出工作后，许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飞往广东省委习仲勋的办公室。面对无数的群众来信，他不满足于省信访办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指示秘书贾延岩到信访办直接查看人民来信，倾听来访者呼声，到大街上抄看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一群从远处赶来的披麻戴孝、悲愤不已的群众贴出大字报，内容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贾延岩被吸引了。事关重大，贾延岩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室去直接申诉。这种做法招来同事批评，说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该叫百姓到省委闹事。习仲勋听了贾的汇报后，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

1978-1979年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年头。在这期间，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复查冤假错案，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为地富分子摘帽，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中央大张旗鼓地为彭德怀、陶铸、陆定一、彭真等平反，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各阶层人们的强烈回应。

1979年1月11日，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讲话中，身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专门讲到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来访问题。胡耀邦说：现在来信来访很多，有增无减。中央每月收到的来信已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也是如此，每月收到来信10万多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成立，已经收到来信三麻袋。来信来访所以猛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要看到这两个方面。中央的意见是，这种现象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人心、党心、军心不安，对于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

胡耀邦说：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7万人联合罢工，已个把月了。7万人中，四川3万多，上海3万多，北京二三千人。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还是要从我们的工作上检查一下。农场没有办好，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中央也可考虑抽三五百人到西双版纳去帮助他们搞一年工作。抽几个副部长挂帅。各级党委对事情不要推，不要踢皮球，不要受框框的束缚。如右派摘帽问题，文件发下去三四个月了，开除党籍开除错的，就纠正过来，50万人中，有多少要恢复党籍？有个估计有20万人，有20万就20万，实事求是嘛!有些人为冤案上访九年，跑了一百几十次，没人理。我觉得，我们当官的，可怕人啦!

习仲勋协助胡耀邦

狠抓落实政策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和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胡耀邦强调，对于如此广大的上亿人口的统战对象，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同他们讲团结，并且主动地、积极地和很细致地向他们做工作。不敢放手地争取和团结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打开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对今后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胡耀邦特别强调要狠抓落实政策工作。习仲勋随后发表讲话。他回顾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指出了“左”的流毒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他说，统战部“不仅有‘左’的影响，甚至‘左’的流毒还很深。我们的‘左’，也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来，有些地方就‘左’，但那时还不那么严重。”习仲勋专门提到胡厥文、胡子昂写给胡耀邦的信，他说，“信写得非常中肯，也切合当前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他们非常谦虚，我们要学他们这个好作风。五十年代初，我们反对的就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盛气凌人，总觉得比人高一等，这是不好的。”

胡和习的讲话，有力地促进了落实政策工作的开展。

1983年9月15日，胡耀邦就落实统战政策问题致函习仲勋：

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这件大事，须要请你代表书记处来抓。主要不是再发什么文件，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有些典型，要发通报。因此抓这件事，要有最大的务实精神，最大的魄力。

1984年1月24日，胡耀邦在一份《信访简报》上作出批语：

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都大体落实了，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不了解：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的问题，我主张要查查八个接待单位，看看究竟谁是严重的官僚？我觉得中央机关有些单位官僚主义实在严重，如果不查处几个，风转不过来，整党也就会走过场。这个问题，联络小组要抓，两个直属党委也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出一点名堂来。

为了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央于1984年初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由习仲勋负责召集。

1984年7月6日，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由习仲勋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物资，会议要求必须清退，要开放存有查抄物资的仓库（包括文物仓库），物归原主；确系“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而现在又找不到原物的，可从已处理查抄物资存款中适当给以补偿，或从国家礼品仓库中选择一部分礼品顶退；“文化大革命”中被挤占的房产也须退还，一时腾退不出的先给房主立据，两三年内退还。

会议还特别指出：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犯错误、犯罪的人员，其无辜家属和子女一律不得株连，目前在上学、就业等方面仍然受到株连影响的，均应纠正；三中全会以来处理的问题，包括打击经济犯罪、打击刑事犯罪中处理的案件，确实搞错了的应该一律纠正。

清退“文革“中查抄财物

早前，6月14日，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党组起草制订了《关于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意见》。

《意见》指出：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的遗留问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是关系到我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所有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声望和信誉，关系到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关系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问题。

11月，胡耀邦在中央信访部门一份报告上作出批语：

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

在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习仲勋和中央落实政策小组经过努力，清退查抄财物工作基本处理完毕。截至1984年底，“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原工商业者的（包括其他方面人士）约300万两黄金、700万两白银、15万件金银制品和800万枚银元已基本按上交时的银行牌价作价退还；查抄的文物、字画、珠宝、玉器、工艺品等1100万件，大部分被毁坏或散失，尚存的约350万件，退还了原主；查抄的1200万册图书，退还264万册，其余原主已无法确认。“文化大革命“中被侵占、没收的私房约1000万平方米，房主被迫出售的约100万平方米，采取腾退归还原主，或其他办法，解决了约55%。同时，还将“文化大革命“中侵占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办公用房等，大部分退还给了原主。

到1986年中，“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完成。胡耀邦和习仲勋领导和组织的落实政策工作，历经数年，涉及各个方面，牵涉到成百上千万的家庭和个人。落实政策是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政策的继续，他们的工作，对后来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