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承：习近平治国理政蕴含的国学智慧（12）

那么我要问，西方社会所推行的这种零和游戏，二元对立，跟自己一致的就是朋友，跟自己不一致的就是敌人，弱肉强食，这种理念能给国际交往和人类社会提供相处之道吗？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不仅我觉得不可能，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认为不可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战乱冲突、干涉内政等一系列现代社会恶疾，从某种程度上都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有关，总认为自己优越，想把自己那套强加在别人身上，别人跟自己不一致就带着有色眼镜去谴责人家；只要跟自己不一致，就赋予自己攻打别人、抢占别人、推翻别人的合法性，这种文化理念是当今社会冲突和战乱的一个根源。就像南海，南海是中国的领土，即便有争议，也是中国和南海有关国家之间的争议，可是某些国家一定要干涉进来，实际上和它的文化理念有关。

那么，人类社会到底怎么相处？我们不要零和游戏，我们不要二元对立，我们不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我们不要战乱冲突，我们也不要随便干涉别人的内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中有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这句话是说人类的战争有很多原因，其中一种原因是人类思想的原因。要解决战乱和冲突，就要在人类思想的内部构建起一个和平的屏障。我认为中华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屏障，中华文化能够给今天全人类的相处之道提供智慧和答案。《中庸》对万万事万物的关系有一个概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中华文化看来，万物之间是我好了也会对你好，你好了也会对我好，大家都可以生活得好才是真正的好，这叫“并育而不相害”。什么叫“道并行而不相悖呢”？意思是说佛家有佛家的道，道家有道家的道，儒家有儒家的道，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道路，印度教有印度教的道，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智慧，这些智慧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爱护，而不是说我是唯一正确的，谁跟我不一样我就打谁或征服谁。中华文化认为，道是并行不相悖的，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万物之间绝不是零和游戏，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大家都可以生活得好。万物并育，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正是基于这种智慧，我们中华文化才能提出互利共赢，才能提出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化的智慧告诉我们，全世界都好了中国才好。反过来讲，中国好了，也能给全世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经商的机会。一句话，世界的发展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促进全世界的发展，互利共赢。当今世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我觉得中华文化的这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互利共赢，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应该成为全世界人类交往的准则。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应该怎么交往，不同民族之间应该怎么交往？一定不要二元对立，不要零和游戏，不要战乱冲突，不要霸权主义、干涉内政，我们要的是中华文化所倡导的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主张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们主张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学习。所以中国的智慧要为全世界如何交往提供顶层设计，中华文化要为人类社会的相处之道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讲文化自信，什么是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自信不仅使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智慧之源，而且推而广之，中华文化要以自己的智慧给全人类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给全世界的交往指明方向、提供准则和顶层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实际上是有它基础的，是有自信理由的。

第五，中华文化对人心和道心有精彩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重，但是对西方国家而言，法治是他们的优势。应该说，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提出的法治治理模式对我们有很多启发。可是我们中国认为，德、法都很重要。《尚书·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危。”中华文化把人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人心，就是人的欲望，这是弱点；另一个是道心，道心就是良知。人的心里面既有人心，又有道心；既有欲望，又有良知。那么，我们就要注意防范人性的弱点，防范人性的弱点靠什么？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很重要。

反过来讲，我们也都有良心。什么是良心？汶川地震时，看到解放军战士在艰难困苦之中拯救百姓的时候，很多人都掉眼泪了，他们为什么哭？良心，这就是道心。正因为道心，我们要强调道德的力量。我们要把一个人的道心给启迪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该做的事不做。所以，道德和法律都很重要。任何只对道德或法律的“迷信”都会给社会治理带来灾难。过于强调道德，太幼稚了，很多事、很多人光靠道德的约束是不行的；如果过于迷信法律，一个国家只讲制度，而不懂得道德和人文的教化，也是很危险的。再美好的制度，如果没有道德的教化作为基础，这个制度的遵守也会出问题。所以孟子有句话，“徒善不可以治国，徒法不可以自省”。孟子的意思就是，光讲道德治不好国家，没有道德的滋养，法律制度也不可能得到尊重。

习近平在2014年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说，“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是引自《道德经》的话，意思是说一个国家道德出了问题，它的制度越严密，老百姓越有歪点子去应对这个制度。习近平的这话意思是说，制度重要、人心重要、法律重要，道德也重要。所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道德是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

关于从严治党，我们有三句话，叫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不能腐和不敢腐实际上是制度建设，不想腐就是道德问题，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西方国家近代以来提出法治的治理模式，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是它要和中国的结合起来。我们中国强调德，强调人文的教化、伦理的教化，再与制度的防范结合起来，应该说这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我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官员不贪腐，君子务本，做好本分，给国家、人民服务，利用权力给人民做事，这是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德。可是如果你一旦不这么做，掌握了权力而不给人民做事，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这个时候道德不管作用了，就该法律解决问题了。可是一旦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已经社会带来了损失和伤害了，因为他已经贪腐了，已经伤害这个社会，也伤害自身了。我们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因为贪腐而家破人亡，对国家是个损失，对社会起了不好的导向，对自己的家庭也是个重大的损失。所以，用法律解决问题，实际上社会治理的成本是很高的。最良好的是什么？每一个人各安其本，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从道德解决问题。当然，这太理想，所以我们既要强调道德的引导和教化，同时也要强调制度的建构和防范，二者结合，德法并重，不可偏废。

第六，中华文化历来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论语》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2014年5月，习近平《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习近平的思想中特别强调一条，就是中华文化对领导干部、对每一个公民的修养，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