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官员半公半私的“职务消费”（2）

靠着发达的驿站，苏轼的足迹西到陕西凤翔、东到江苏吴江、北到河北宝县、南到海南昌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明清时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

文人们创作了大量与驿站有关的作品，李白的《题宛溪馆》、王勃的《白下驿饯唐少府》、杜甫的《奉济驿重送严公》、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还出现了“题壁诗”，学者王子今把这种“泥墙墨书”称为“文学史的特殊视屏”。

除了方便文人们诗酒唱和、纵情山水，公款招待、公费旅游所带来的却多是弊端。

《清稗类钞》记述了一个故事，有个叫钱豁五的惯骗，有一次要从广西到浙江去，路途有3000多里，路费是一笔大开支，他想到了官府驿站。钱豁五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在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黄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经数省都畅通无阻，吃喝全由驿站供应。

其实明清时驿站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想混进去并不是件容易事，除了把自己打扮成信使或官人，还要出具勘合，相当于工作证和介绍信。勘合本是专人专用，但由于管理松懈，有人就拿去卖了或送人情，也有人伪造勘合占便宜。

这只是被人钻了制度的漏洞，所产生的浪费和腐败让人惊心。

再说公款吃喝，这种现象在历代都很难治理，汉景帝时出现了连年歉收的情况，但官员们公款吃喝依然很厉害，汉景帝不得不下诏，发现谁接受公款宴请一律就地免职。汉宣帝时有官员出差期间招待费过高，奢侈浪费，朝廷曾下诏进行过“通报批评”。宋朝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对公款招待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其中一条是官员需凭“券食”方可用餐，类似“就餐券”，用餐标准也有规定，超标的要被追究。

但制度要发挥真正的效力，人的因素十分关键，如果制度事关执行者的切身利益，那执行效力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改变。最高决策者无不希望下面有一支清廉、高效的官员队伍，也希望通过制度约束让官员们保持克制，但这种约束往往是无力的，抓得严了好些，稍微放松就立即反弹。

说到底，这些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有关，中国被称为“熟人社会”，人与人不是通过制度、规则而是习惯于通过私人关系发生联系，人情有时大于法治、大于制度，“有人好办事”“只要有人没有办不成的事”等观念自古就很盛行，于是人们在维系各种关系上愿意花费更大的精力和资源，从而把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这些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