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星光依稀。北京朝阳门,一辆旧式带篷骡车驶出,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卷起了一路行尘。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40岁左右,长袍外套着一件油背心,头上压着一顶毡帽,看上去像是个老板;另一位,年龄看上去要小一些,蓄着八字胡,戴一副金边眼镜,随身带着几本账簿,像是一个账房先生。
陈独秀 李大钊
谁也不知道,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坐着的老板和账房先生,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为何要乔装打扮、趁黑赶路?
故事要从那年冬天说起——
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爱国壮志来到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与正在日本东京攻读法语的陈独秀初次结识。
陈独秀创办的第一期《青年杂志》
1915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先后回国。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一刊一报遥相呼应,呈南北犄角之势,开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
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也加入到北大文科教授行列,不久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从此,《新青年》就成为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主办的新文化运动宣传阵地;北大红楼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
1919年6月11日,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到反动当局逮捕。
陈独秀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慑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但规定陈独秀行踪要受警察署严密监视,离京必须报告。对此,陈独秀未予理会。
1920年1月29日,应章士钊邀请,陈独秀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陈独秀的“高调”演讲,引起湖北官吏惊骇,命令陈独秀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傍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一回到住处,警察就登门“拜访”。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他们设计了离京路线,决定先到天津,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
北京至天津,那辆旧式带篷骡车一路南行,大约一百五十多公里。两个同路人,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边赶路,一边交谈。历史为陈独秀和李大钊提供了一次可以更广泛交流、更深入沟通的机会,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南陈北李”在这段行程中“相约建党”的畅想。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4、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的建立,既为建党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是实现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由李大钊任书记。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和北京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后,全国各地群起响应——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全国及海外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日、旅法等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早期党组织的相继成立,为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这是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盛传的一首嵌名诗。当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他们是否记起了那一夜依稀的星光?那是信仰的光芒!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回望96年来党走过的风雨历程,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仍要坚定信仰,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行稳致远,走向美好光明的未来。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