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信仰的航程，光辉照耀着昨天、今天与未来

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星光依稀。北京朝阳门，一辆旧式带篷骡车驶出，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卷起了一路行尘。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40岁左右，长袍外套着一件油背心，头上压着一顶毡帽，看上去像是个老板；另一位，年龄看上去要小一些，蓄着八字胡，戴一副金边眼镜，随身带着几本账簿，像是一个账房先生。

陈独秀                                                        李大钊

谁也不知道，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坐着的老板和账房先生，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为何要乔装打扮、趁黑赶路？

故事要从那年冬天说起——

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爱国壮志来到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与正在日本东京攻读法语的陈独秀初次结识。

陈独秀创办的第一期《青年杂志》

1915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先后回国。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一刊一报遥相呼应，呈南北犄角之势，开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

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也加入到北大文科教授行列，不久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从此，《新青年》就成为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主办的新文化运动宣传阵地；北大红楼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

1919年6月11日，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到反动当局逮捕。

陈独秀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慑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但规定陈独秀行踪要受警察署严密监视，离京必须报告。对此，陈独秀未予理会。

1920年1月29日，应章士钊邀请，陈独秀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陈独秀的“高调”演讲，引起湖北官吏惊骇，命令陈独秀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傍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一回到住处，警察就登门“拜访”。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他们设计了离京路线，决定先到天津，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

北京至天津，那辆旧式带篷骡车一路南行，大约一百五十多公里。两个同路人，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边赶路，一边交谈。历史为陈独秀和李大钊提供了一次可以更广泛交流、更深入沟通的机会，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南陈北李”在这段行程中“相约建党”的畅想。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4、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的建立，既为建党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是实现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由李大钊任书记。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和北京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后，全国各地群起响应——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全国及海外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日、旅法等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早期党组织的相继成立，为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这是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盛传的一首嵌名诗。当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他们是否记起了那一夜依稀的星光？那是信仰的光芒！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回望96年来党走过的风雨历程，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仍要坚定信仰，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行稳致远，走向美好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