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大资本驱动下的智库异化（2）

智库发展目标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之间存在三大矛盾

作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智库要对事关人类命运的发展问题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理性思考和回答。因此，欧美智库的产生和发展要求其有超越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但客观上欧美智库的发展目标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之间存在三大矛盾。

资本主导的西方社会运行机制与智库的非营利性存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有赖于资本推动，依靠资本推动的智库不可避免地会沦为利益集团工具，为逐利行为服务。尽管西方慈善活动表面上无私地资助了早期智库发展，但其本质是资本家意图通过影响公共政策，主导政府保障资本家利益。尽管一些老牌智库试图通过财务制度建设，杜绝资本对研究的干预，但在资本泛滥的时代，这似乎是螳臂当车。如查塔姆学会尽量避免财政运作影响其研究活动，卡内基基金会把基金运作与研究部门分割开，避免资本对智库的不良影响。然而，由于不附带条件的慈善捐助减少，一些智库也需为稻粱而谋。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研究所在财政状况恶化后，为了争夺捐款，由持温和保守立场的智库转型成更加激进的新保守主义智库。甚至连布鲁金斯学会也闹出因收取中东某国政府高额资助，杜绝在研究报告中对该国进行批评的事情。

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化与智库公益性发展宗旨存在矛盾。智库要为公共利益服务，既要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又要为人类全球发展的共同利益服务，在两者形成冲突时，应该理性地寻找平衡点，推动协商包容地解决问题。然而，西方文明固有的优越感使欧美国家在讨论国际议题时，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这种把问题意识形态化的解决之道与智库的公益性诉求相违背。欧美智库很难一边服务于处处泛政治化的西方政府，一边坚持自己的公益主张，最后只能改变自己的理想化诉求，成为为西方价值观服务的工具。

西方政治机制民主化与智库专业化研究能力存在矛盾。在西方民主机制中，选民在面对公共政策议题时，既缺乏对具体信息的全面了解，又难以应用科学方法做出专业判断，这为通过操弄民意影响决策提供了机会。营销型智库的代表——传统基金会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充分利用这一机制缺陷，在短期内充分扩大自身影响力，这让专注于专业研究的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黯然失色。追求政策影响力的短期效果必然导致智库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使长期性、严谨性、专业性研究退出思想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