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大家知道,中国的近代面对着外来势力的干涉、侵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封闭、闭关锁国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中国的思想启蒙很晚、自身文化变革难产。所以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很大程度上是局限于器物层面,而没有涉及思想层面。直到19世纪末,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最早的先进人物严复,才提出了一个时代的命题,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开启民智。并且在他看来,开民智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正路,才是中国富强之本。所以这种文化的开放就是要体现思想上的开放。李大钊实际上是继承了严复的余绪。我们特别要分析的一篇文章就是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这可以被视为中国版的新文明论。
李大钊在深刻反思东西两大文明的基础上,深入地剖析两大文明特点,指出“培育新文明的前提是自主地‘迎受’西方新文明。要享‘动的文明’之便利,启‘静的文明’之蒙昧,努力使固有之文明‘变形易质’。”这是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这个论点涉及到我们讲的文化开放。怎么开放?首先在思想上开放。
与当时的文化保守势力不同,从东西方文化强烈的对比当中,李大钊深深感受到西洋物质文明的优越,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他有这样一段话:“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就是这个物质文明的发展,这种动的文明是一种不可抗拒、不可遏制的历史进步潮流。
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都是不断地在变化的。这个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重要的进步趋势。面对这样的文化发展趋势,从整体意义来看,当时人们对西洋文化应该说还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或者叫排斥的状态。无论是对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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