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开放(3)

摘要:近代中国不但面对着外来势力的干涉、侵略,并且经过长期的自我封闭,导致中国的思想启蒙很晚,自身的文化变革难产。所以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很大程度是局限于器物层面,而没有涉及思想层面。李大钊在深刻反思东西两大文明的基础上,深入地剖析两大文明特点,指出“培育新文明的前提是要自主地‘迎受’西方新文明。要享‘动的文明’之便利,启‘静的文明’之蒙昧,努力使我之固有文明‘变形易质’。”这是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这个论点涉及到文化开放的问题。怎么开放?必然先从思想上开放。

其实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不同学科当中都存在着一种被动的“拿来主义”,没有真正像李大钊讲的那样,有一个自信的迎受态度。这是他讲的一个方面,今天的人要全力研究西洋的文明,迎受西洋之学说。这是从吸收的层面来看的。

那么只有这种单向的引入和吸收吗?这不是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正常轨迹。这是单向的。李大钊不这样看。李大钊把它看成双向的。这个双向怎么体现呢?他说“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我们也要将我们的文明当中与近代精神相接近的一些体现我们文明或者价值观念的一些思想介绍给西方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期待着东西文明之调和。对于这两种文明的调和是有所帮助的。

这个思想和他刚才讲的新旧的包容关系,在思想内在的联系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作一个结论,李大钊在这里强调“迎受”,揭示了一条重要的认知理论,即我们对西方的文明要具有主动审视的态度,而绝不能盲从。力寻西方文明之长,以补中华文明之短,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来看,这可谓是切中要害的自信之言。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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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天翼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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