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刑比较平缓而非重其所重轻其所轻
优秀的唐律文本和良好的实施效果，使唐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虽都制定了自己的法典，但这些法典皆以唐律为楷模。
《宋刑统》是宋朝的一部主要法典，在体例、内容上都基本沿用唐律。当然，它也有一些变化，主要是采用“刑统”形式，把宋朝的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的内容融入在一部法典中；还设置“门”，改变了法律中只有律条不设门的做法。然而，这些变化都没有摆脱唐律的基本体例和内容。
《大元通制》是元朝的一部主要法典，其地位如同律典。它在体例上与唐律有所不同，法条也增加至2539条，但许多内容都取自唐律，特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捕亡等篇中的内容，唐律痕迹十分明显。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篇目都减至7篇，律条则分别减至460条、426条。但是，唐律中的一些篇目名称仍在其中出现。据统计，唐律的内容在这两部律典中占了一半以上。
清朝的薛允升曾把唐律与《大明律》进行比较，著有《唐明律合编》一书。薛允升先后出任山西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刑部侍郎、刑部尚书等职。在工作中，他感到《大清律例》不够理想，却又不好公开直言，于是便把自己的想法写入跟《大清律例》相似的《大明律》与唐律的比较中。经过逐条比较，最后得出《大明律》用刑是“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结论。这一结论说明，唐律用刑比较平缓，是理想的律典；而《大明律》用刑比较极端，不是理想的律典。
另一方面，唐朝的高度发展吸引了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国家，纷纷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取经，包括学习、移植唐律。这些国家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
朝鲜的高丽王朝大量吸收唐律的体例和内容。公元10世纪时制定的《高丽律》，篇目共有13篇，其中12篇源于唐律，内容也大多来自于唐律。《高丽史·刑法志》讲得很实在：“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
日本也较为虔诚地学习、移植唐律。日本在公元7世纪至10世纪间制定的法典，不少仿照了唐律。特别是《大宝律》和《养老律》，在体例和内容上大量仿照唐律。日本学者石田琢智在《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一文中说：“从7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8世纪至10世纪，即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日本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摹仿唐制的法典。”
越南也是一个受唐律影响很大的国家。公元1042年颁布的《刑书》和公元1230年颁布的《国朝刑律》大体依循唐律，体例中的卫禁、户婚、诈伪、捕亡、断狱等篇目名称和内容中的十恶、八议等规定皆取自唐律。
总之，唐律是一部生命力很强的古代律典，不仅对中国封建朝代的立法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且对当时周边国家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唐律生命的延伸，以致其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亦占有重要一席。今天，要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不读唐律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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