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章：“富起来”的多维审视（3）

“富起来”是中国的制度性成功

关于中国的历史性巨变，国内外有不少的诠释。比如，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雷默把中国的发展成就归结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巨大的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这种观点是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在国外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又比如，中央党校校委委员韩庆祥在其新著《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中把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归纳为八个方面，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统一性，上行下效、令行禁止的权威性，治理决策与执行的高效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政策制定执行的连续性，区域部门联动的协调性，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灵活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性。这个概括比较全面，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

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积累，中国着眼于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形成和完善具有复合型优势的中国制度。这种制度为中国这样超大型人口规模、超广阔疆域国土、超悠久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超复杂社会治理的国家量身定制，因而在治国理政中表现出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和稳定性，这是中国成功的根本所在。所以说，中国的成功，或者说中华民族“富起来”，是制度性成功，而制度性成功，跟制度一样，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持续性、长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