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天不怕地不怕，就把头来换

这几天，在中国哈尔滨发生的所谓“换头术”新闻引起国内外不小的反响。

一个来自解剖医学发达、甚至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其整体水平发达于中国，并且与在文艺复兴时代就真切绘制出了人体解剖图的达芬奇遥为“老乡”的意大利医生，跑到中国来实施“换头术”、并在奥地利宣布他的“成功实施”，这本身难道不有点蹊跷么？更显暧昧的是，在这名意大利医生实施“换头术”的地点，他的“亲密中国朋友”、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任晓平却只是“参与指导了这次手术”。这种蹊跷和暧昧里面，有无数法律、伦理、社会乃至人类学意义上的疑问等待“成功实施”和“参与指导”的人给予回答。

抛去上述“换头术”究竟是手术还是解剖这种技术性的判断标准不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即使“换头术”无论从什么标准衡量都取得了突破，那么，“换头术”真的有必要“成功实施”，真的有必要存在吗？换句话说，“换头术”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类所推动的科技本身向人类发问一个在刀耕火种世代不存在的问题：是不是只要在技术上具备的任何手段，就都可以在人类社会“成功实施”——尽管是有条件限制的实施。

以往人类的梦想和愿景总是受限于科技水平，甚至在科学理论建立之后也仍受制于具体实施的技术手段。但是，在人类科技宏观可至宇宙深处、微观几可“布控”纳米的时代，在许多方面，实施人类想象的技术手段正在不断加速出新。臆想成为合理，梦想变成现实，这一切都似乎激励一些人的愿景的无度扩张：只要有了实施的技术手段，就天不用惧，地不用怕。

在人体其他器官移植手术被普惠至患者之前，对这些手术的实施一直都有法律与伦理的争论。这些争论的实质，其实就是在诘问技术推进与人类需求的边界在哪里，两者如何实现现实与哲学或宗教意义上的平衡。实际上，这些争论的一个心照不宣的支点或“终极”的论辩目标，就是所谓“换头术”，所有争论都是在为“换头术”的出现作铺垫：如果医学发达到足以“换头”，那么，人类将如何处之。

假设“换头术”既从技术上解决了难题——依照现时科技发展的趋势，技术怀疑论者恐怕越来越少，也通过了法律关口——即使是在“发现”、而非“制定”法律的意义上，并且还取得了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宽容——即使移植后的身份问题也不再成为问题，那么，也仍然存在不可绕过的社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可供移植的头颅有限的情况下，究竟谁才有能得到这枚头颅，或者说是“重要的”身体得到了头颅，还是“重要的”头颅得到了身体。

神如各宗教里所谓的上帝，俗如对人类世界进程发挥过不可或缺重要影响的人物，究竟谁竟可违背自然之力，在“自然”大限到来之时，还要“合成”地活下去呢？即便如这些神、人，难道就可以通过“合成”而突破“自然”大限，更长地生存于世么？人类真的需要他们“合成”后的大脑？人类在仍然难以解决大量社会公正问题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将谁的脑袋“搬家换新房”这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呢？

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技术手段具备，就“成功实施”“换头术”的可怕之处，就是“成功实施”“换头术”医生的存在，相当于人类社会有了决定上帝和凯撒命运的人。这样的人，相对于当今人类制度安排的能力以及制度作用的能力来讲，不是比上帝和凯撒本人更可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