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3）

1899年发生的米勒兰入阁事件，可以看做是伯恩施坦主义理论的实践。阿历山大·米勒兰作为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首领，入阁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业部长，并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收买工人的法令，进行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的卑鄙活动。他的这一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行为，无论在法国党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国党内，以饶勒斯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极力支持米勒兰入阁，认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 ，它有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盖得派和布朗基派议员则非常愤慨，为抗议米勒兰的入阁行为，退出了联合党团，单独组成了革命社会主义党团。1900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主义者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米勒兰问题成为中心议题。意大利社会党人恩利科·费利和考茨基分别提交了决议案。费利提案认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要这么做就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即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考茨基提案认为，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看做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只能看做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手段。在政治形势要求这么做时，这就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大会围绕这两个提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费利提案的支持者强调策略与原则的统一性，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为两个阶级服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就会是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罪行承担责任”，米勒兰入阁直接违背了国际的原则，应该受到谴责。考茨基提案的支持者则反复强调米勒兰入阁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饶勒斯对考茨基提案表示支持，认为它可以被接受；有的支持者甚至认为，米勒兰入阁才表明他真正走上了一个战斗岗位。大会最后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提案，这一结局标志着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产生。

在巴黎大会关于米勒兰入阁问题的争论中，基本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以费利、盖得为代表的左派从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为，并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卖行为予以制裁；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既与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也同“中派”彻底分裂。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站在调和的、折中的立场上，制造各种听起来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实际上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寻找各种借口躲避革命。以饶勒斯为代表的右派极力赞同和支持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并为其辩护；他们公开否认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在原则上的对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直接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中、右三派之间的矛盾经过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米勒兰问题的继续争论和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及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分裂日趋明显；修正主义集团逐渐地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在国际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党的领导人都背叛了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打着“保卫祖国”、“保卫国内和平”的幌子，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堕落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则变成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鉴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公开投入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事实，列宁宣布：“第二国际（1889—1914）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