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马晓河:中国经济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

【2017-04】马晓河:中国经济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

摘要:我国已经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还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增长动力有序转换,培育发展新动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消费引领和供给创新,引领产业向中高端化提升,着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制度供给新引擎。

前,我国已由中低等收入国家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从绝对水平来看,仍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2015年,按照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人均GDP达到8026美元,距离世界银行2014年确定的12736美元的高收入标准门槛还有一定差距。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迈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新动力在哪里?如何发掘和培育成长、并使新旧动力有序转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经济增长动力的供求视角

一个时期里,为一国或地区经济起带动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这种动力受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体制安排等方面影响,会发生变化。因此,经济增长动力来源是可转换的,具有规律性、动态性和渐进性。一般而言,分析经济增长动力有供求两种视角,从需求侧观察,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带动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求结构变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当一国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包括中上等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是上升的,消费贡献作用是下降的,与投资的贡献相联系,进出口贸易也对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一国经济一旦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就会不断上升,相反投资贡献作用持续下降,进出口结构也出现了相应变化。以日本为例,195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为113美元,1960年431美元,1970年上升到1940美元,到1980年达到1044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3570美元,超过美国人均21620美元的水平。与收入转型相对应,日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先升后降、消费贡献先降后升的过程。1952年日本的投资贡献率为21.3%,1966年上升到32.6%,1970年进一步上升到39%,此时日本人均国民收入1940美元折合2010年美元价格恰好超过一万美元,为10760美元。日本人均收入越过一万美元门槛后,投资贡献率不断下降,1973年下降到38.2%,1980年32.2%,1993年29.9%,2006年进一步降到23%。伴随着投资贡献率下降,消费贡献率也发生着变化,1950年日本的消费贡献率为77%,1966年下降到65.9%,1970年进一步降到59.7%。此后开始上升,1973年61.8%,1980年68%,2006年达到75%。1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资贡献率上升、消费贡献率下降至少经历了18年,投资贡献率从升到降、消费贡献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恰好一万美元(2010年美元价格)。

同日本十分相似的是,韩国在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中,同样经历了投资贡献率先升后降、消费贡献率先降后升的过程,拐点也发生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万美元左右。从1961年到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由100美元上升到21530美元。1960年,韩国的投资贡献率只有11.5%,此后连续上升,到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之后连续下降。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降,后是持续上升。比如,韩国的投资率1970年为24.97%、1980年31.61%、1991年38.9%、1997年34.97%、2002年26.7%,消费率1965年92%、1980年76%、1990年63%、2000年66%、2006年69%。从统计资料看,韩国投资贡献率上升、消费贡献率下降至少经历了30年,投资贡献率从升到降、消费贡献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0年美元计算是10501美元。

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即使经济发展处于同一阶段,由于文化背景和制度偏好不同,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所不同。同欧美国家相比,力行节俭的东亚文化地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前者较高。比如2015年,美国和英国人均GDP分别是55837美元、43724美元,当年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分别是68.4%、65.1%,而韩国、日本人均GDP分别为32477美元、27222美元,当年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分别是58.6%、49.3%。再看,体制不同对需求结构也带来了影响,2015年人均GDP大约在8000到10000美元以内的国家里,马来西亚、墨西哥、巴西、俄罗斯人均GDP分别是,9766美元、9009美元、8539美元、9057美元,当年四国居民最终消费在GDP比重分别为54.1%、67.2%、63.4%、51.9%,中国当年人均GDP8026美元,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38%。

从供给侧观察,经济增长来自于由劳动、资本、资源、技术等要素配置形成的产业产出。在一个时期里,能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工业化的中前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的规模化扩张对农业的替代,而工业的扩张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服务业发展对工业的替代,此时工业内部结构转换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之间进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工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产业发展出现了中高端化趋向。

以韩国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起飞时,韩国抓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70年代,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还有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方面的竞争,韩国利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非铁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等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到1980年韩国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进入80年代,面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韩国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对传统重化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电子机械等。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恶化,此时韩国正处于由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面对危机,韩国在推进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改革以及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比如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精细化工、航天航空产业;2003年以后,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互联网、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字内容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以及人工脏器又成为韩国的“十大引擎产业”。

同韩国相比,巴西经济发展更早一些。二战后,巴西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1949-1981年,巴西经济年平均增长7%,其中1968-1974年经济增长年均超过10%。197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调、城市化超前、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导致巴西19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放缓,使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1980-1990年巴西经济增长年均2.2%,90年代以来巴西虽然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也仅实现了经济温和增长。巴西由于过早地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使得经济社会资源过分向钢铁、建材、化工、汽车、造船等倾斜,这不但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结构失调,而且还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失业。

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旧动力转换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体制优势,在需求侧以高投资、高出口为依托,在供给侧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导向,全面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在高投资、高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高增长作用下,经济实现了连续37年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85元提高到49992元,增长了20.1倍。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面临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供需两侧结构性失衡,新旧增长动力难以有效接续。当前,我国需求侧和供给侧均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失衡矛盾。从需求侧来看,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不断下降,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受到体制的严重约束。一是投资空间在收窄,投资边际效益下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明显减弱。经过多年持续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机场、铁路、公路、水电气网等一大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已经形成,而且供给水平大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此时,公共投资空间在变小,单位投资带来的GDP贡献作用在下降。二是外需萎缩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了严重打击。这几年,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这种发展模式开始失灵,中国遇到了发展难题,中低端产业外需疲软供给替代形成“挤出效应”,中高端产业技术制约形成天花板“高压效应”。三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当前需求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所在。从不同收入阶层分析,中低收入人群对中低端产品有很大的消费潜能,但由于收入支撑乏力和社会保障不足,无法顺畅转化为有效需求;中高收入群体对于高附加值、高端产品有明显消费能力,但国内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结构升级缓慢,无法满足他们的新需要,造成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受到抑制,迫使部分收入转化为储蓄。

需求侧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实质上是由体制机制改革滞后造成的。比如,政府、企业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高,比例上升快,在再次收入分配中资源相对集中用于公共投资和产业投资方面。同时,在阶层之间收入分配政策不到位,引起社会储蓄快于消费增长。从2000年到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7.5倍,而人民币储蓄总额增长了11.4倍。

从供给侧来看,传统、低端产业在衰退,新兴产业成长缓慢,新旧产业增长动力不能有效接续。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遇到的关键难题是,传统、低端产业快速衰退留下的产业空间,新兴产业不能及时填补,形成了经济增长的“空心区”。产品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变化,中低端产品和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供大于求,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及服务供给面临明显供给短缺。

第二个问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在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中,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是影响动力转换速度的关键因素。我国基础性制度供给中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影响新旧增长动力转换。这使得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性成本居高不下、显性隐性费用多等问题突出。因体制机制改革滞后而造成的制度交易成本,成为企业经营的系统性梗阻,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创新驱动形成了瓶颈制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产业供给能力的转换和企业微观创新活力的提升。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民间科技创新不足,影响新增长动力的形成进程。新增长动力的形成,关键要鼓励企业创新。如果社会特别是企业缺乏创新力,新增长动力将无从谈起。共性技术、关键基础性技术需要集中式创新,但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和新兴产业系统性成长,更需要依靠民间大众创新,依靠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而社会民间科技创新与集中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是有区别的。民间科技创新是分散式决策和分头行动,创新主体是企业,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社会民间科技创新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市场自由需要减少审批和行政管制;第二,市场主体需要公平的竞争空间,公平的竞争空间需要减少买方和卖方垄断;第三,创新者需要人的机会均等,因此需要建立有均等机会进行创新的激励机制。

由前述可见,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焦点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优质和高端产品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焦点是传统产业改造滞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而需求与供给两侧的结构性矛盾破解的关键又在于体制机制改革。

动力转换:消费引领+供给创新

当前,可供选择的动力源泉,一是在需求侧实施消费引领战略,调整需求结构,降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将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二是在供给侧实施供给创新战略,调整产业结构,改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分工地位,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提高中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三是加快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为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转换提供引擎支撑。

从需求侧看,实施消费引领经济增长,是一国经济实现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必然选择。如前所述,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作用是先下降后上升,进入高收入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70%以上,比如2015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69%,上中等收入国家66.7%,高收入国家77.9%。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居民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起着引领作用。比如2015年美国居民最终消费率68.4%、英国65.1%、法国55.1%、德国54%、日本58.6%、加拿大57.5%、澳大利亚56.9%。

今后,相比投资空间,我国消费增长空间将越来越大,这给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源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消费补偿性增长。如果能将最终消费调整到同类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那将会带来数以万亿计的消费增长。例如,以2015年为基期到2020年,若每年物价增长2.0%,人口14.3亿,按照年均经济增长率6.5%计算,到2020年GDP总量达到104.35万亿元人民币。届时如果我国最终消费率能达到70%,GDP中将会有73万亿元是由消费带动的,比2015年多出37万亿元人民币。二是城市化带来的消费增长。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为21392.4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为9222.6元,前者是后者的2.32倍。这意味着,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可以带来消费的较大增长。目前我国还有6亿多农民居住在农村,另外城镇还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无户籍的常住人口)。假定从2016年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5%,届时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到4355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58元。按照2015年城镇居民平均67%的消费倾向计算,到2020年如果按计划完全实现了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当年由这部分新市民带来的消费额会净增加16638万元。三是中产阶层的扩大带来消费增长。根据统计资料测算,在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城乡居民家庭调查中,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低,但平均消费倾向高,中等及中等偏上收入阶层消费能力强。从现有数据看,2011年城镇居民中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85.1%、75%,农村则为165.6%、93.1%,这些家庭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40%,而当年城镇居民中等收入户人均消费额分别是最低收入户和较低收入户的2.2倍、1.6倍,中等偏上收入户家庭人均消费额分别是最低收入户和较低收入户的2.8倍、2.1倍。农村中等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人均消费额分别是低收入户的1.5倍、1.8倍。显然,如果我们能将全国40%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一半转变为中等及以上收入阶层,将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产群体,届时必然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

全社会消费的增长既来自消费总量的扩张,也来自消费结构的升级。收入水平越高,越是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消费结构越会出现细分化、中高端化倾向。这种变化就要求供给侧必须全面创新,为市场提供有效、安全、优质、高效的商品或服务。要满足需求侧的市场变化需要,核心是新动力的形成与成长。在这方面,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淘汰落后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的主要思路是,在淘汰落后低端产能的同时,避免产业转型中的空心化倾向。应紧紧抓住世界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提供的新机遇,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管理模式改造传统产业,走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之路。

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从三个层次进行重点支持:第一层次是支持六大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即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数字创意等产业;第二层次是培育发展四大战略性产业,包括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产业;第三层次是打造一批新优势产品,包括新型飞行器和航行器、新一代作业平台和空天一体化观测系统、量子通信技术和泛在安全物联网、合成生物和再生医学技术、新一代核电装备等。同时,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用区域联动发展理念,引导发展资源向经济增长优势区集聚,培育一批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制度供给是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引擎。实施消费引领、供给创新,离不开体制机制改革。

放松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首先是要进一步减少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其次是减少买方卖方垄断,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垄断要从国企改革做起,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必须退足退够,纯公共性领域要进足进够,同时纯公共性领域也要按市场原则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有限竞争。其三是进一步减税降费。降税减费是对企业福利和居民福利的一种返还,有利于近期社会需求扩张和未来潜在生产率的增长。

实现消费引领经济增长,关键也在改革。一方面,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公共投资规模,更要禁止投资一些不切实际的项目。同时,提高对居民社会福利支出的比重,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救助标准,调高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标准,支持低收入者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和子女教育等。另一方面,对中产阶层实行免税减负政策,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国民收入结构调整,必然会带来财政减收增资问题,可以通过压缩公共投资带来的结余、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利润比例、提高资源环境税税率等来化解。

供给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靠科技创新去实现。针对我国创新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和各方积极性,加大创新投入,努力补齐创新短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关键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提高企业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能力和参与度。

鼓励科教融合发展,支持一批大学和科研院所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优化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环境,给予他们充分的市场自由、公平的竞争空间,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培育和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完善市场化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放宽对科研经费支出权限的管制,全面下放创新成果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支持科研人员有序流动。持续增加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投入,加快培育实用性、创新型人才。

城镇化是增加供求两侧新动能的黄金结合点,积极推进可为经济增长带来诸多好处。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全国中等以上的城市绝大多数都设置了外来人口落户的门槛标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了实施差别化的五条标准落户政策,有些城市并没有放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限制,反而加强了。另一个是进城农民落户城镇所需要的公共成本缺乏相应的承担主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的公共成本,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养老保障、义务教育、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供给等。要想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即人的城镇化,改革还需再进一步。首先,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的公共成本中,科学、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各方的支出责任。其次,降低外来人口落户城镇的门槛。第三,还要进一步健全基础性制度,重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社会诚信体系、资源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以及深化对外开放,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基础性制度支撑。

[参考文献]

[1]张塞.国际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3]马晓河等.结构转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郭浩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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