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自古以来中外哲人对命运的多元诠释(3)

摘要:命运,自古以来中外哲人就各说齐陈,诠释多元。命运与人人利益相关,从先秦到近代,中国的哲人思想家在探索过程中见仁见智,各美其美,如孔子提出“五十知天命”,墨家学说提倡“非命”等等。虽然观点各有不同,但这说明了中国人很早就能够认识到,人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把握自身的命运的。这些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和思考的。

两汉时期,董仲舒提了“天人感应”,他的“天人感应”究竟是什么意思?董仲舒为什么要讲“天人感应”?《汉书·董仲舒传》翻开就讲,皇帝的权力太大了,怎么样去制约他?怎么样去限制他?怎么样去监督他?董仲舒想出一个办法,他说,如果皇帝做了错事、坏事,天先要警告你,比如,有些皇帝听了警告以后,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的错误,改进自己的错误。警告如果不听,还犯错误,怎么样?天要降灾异。过去讲,打雷把皇宫的一个角劈了,就是降灾异了,或者降蝗灾、大旱,使国家不能安生,这是讲灾异。董仲舒讲,天子就是天的儿子,要听天的话,天警告你,降灾异,你还不听吗?你得听啊,要改正啊,不改正不行,这就是“天人感应”。如果第三次再不听,对不起,下台吧。天要罢免你。周公为什么要推翻纣王,他就是讲天命,天命并不是说一定要你来治理天下,你治理不好就下台。你能不能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如果不以德配天,那你下台。以天的权威来制约皇权。这个很重要。

汉代王充否定“天是有意志”的,他说:“天地和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和气,子自生矣。”万物怎么产生?和气,天地和气,万物就产生了,夫妻和气,儿子就产生了,和然后才能生万物。

中国的思维和西方的思维一开始就不一样。从古希腊到费尔巴哈,都是求世界的最高本原、本体,这个本体就是产生万物的。中国不一样,中国合起来的,合起来是多元的,比如中国古人讲和实生物,怎么和?“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百物”,夫妇合起来生儿女,天地合起来生万物,天地、阴阳、男女,这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合起来万物产生,所以具有多元性。有多元性才能有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中国伟大之处也在于其具有包容性。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到中国来,都被中国同化。中华民族很包容,这样就产生了多元性。

南北朝的范缜对偶然性有比较形象的论证。南北朝时梁朝武帝萧衍笃信佛教,竟陵王萧子良与范缜辩论因果报应话题,子良问:你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回答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簾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粪溷者,下官是也。”人生犹如同一棵树上的花,一阵风刮来,花都掉下来,有的通过窗帘,掉在褥垫上,有的通过篱笆掉在粪坑旁边。掉在褥垫上就像你王子,掉在粪坑旁边就像我范缜。人的贫富贵贱的命运,就像随风而堕的花朵,落到那里,完全是偶然的,不是因果报应决定。范缜度越了天命必然性价值导向,开辟了批评佛教因果报应论的偶然性价值导向的新领域。北朝刘昼生活在北齐,与范缜相对应,也主张命运的偶然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可以造命,命运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朱熹很赞成二程(程颢、程颐)的观点。王夫之认为,人的主体的能动性、有为性,可以改造人自身的命运。他说:“君相可以造命,邺侯之言大矣!进君相而与天争权,异乎古之言俟命者矣。”人不能去等待命运的安排,而应该主动地起来与天、与命争权利,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比如当干部,做得很好,老百姓很拥护,领导看见了,当然会提拔你;我们考大学,只要你努力,一年考不上,再考第二次、第三次,总能考上,就看你能不能下定决心。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就可能造自己的命运。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做,才达到自己的愿望,达到对于自己命运的掌握。所以,人只要发挥自己的能量,坚持不懈,总能达到目的。人生就在于创造,人的命运是靠自己奋斗的。王夫之说:“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祸福之大小,则视乎权藉之重轻而已矣”。老百姓有与君相平等的创造自己命运的权利,凸显了主体的自觉。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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