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话狗：中国文化中的“汪星人”（2）

狗在早期中国具有特殊的宗教意涵。贾湖遗址的狗都被有意识地挖坑掩埋，或许是犬牲的先导。新石器时代到商周，犬牲流行，或殉葬，或祭祀，或用于建筑、城墙的奠基。《周礼·秋官》记载了一种叫“犬人”的官职，主管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瘗亦如之。凡几珥沉辜，用駹可也。”“献祭”的“献”字便与犬牲有关。《说文解字》云：“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礼记·曲礼下》亦云：“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因此，诸如二里头文化、殷墟文化墓葬中的狗，都不能简单视作墓主人的生前宠物。

《礼记·少仪》云：“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唐人孔颖达在此基础上指出：“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说的是狗分为“守犬”“田犬”“食犬”三种，这也是除犬牲之外，狗在中国文化中所扮演的另外三个重要角色。

“守犬”即看门狗。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农耕社会中，看家护院恐怕是狗的最重要职能。中国本土的狗被称作“中华田园犬”，“鸡犬之声相闻”“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正是田园生活的写照。“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狗永远是家的忠实守护者。在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了一件距今约5000年的房屋模型，屋子的四周刻画有狗，可见当时狗已担负起看家护院的职责。

“田犬”即猎犬。参与狩猎是狗的最初使命，在农耕社会中，狗的这一职能得以延续。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字，上面是“兔”，下面是“犬”，表现的正是一只狗在追逐一只兔子的情形。过去大家把它们看作两个字，裘锡圭先生指出该字是“逐”字异体，文义乃得贯通。《吕氏春秋·贵当》载：“君有好猎者，旷日持久而不得兽，入则愧其家室，出则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则狗恶也。”强调了猎犬在狩猎中的关键作用。古代有专司猎犬的官职，如甲骨文中的“犬”便司职畋猎；向汉武帝推荐司马相如的杨得意，担任的官职叫“狗监”，即管理猎犬的官吏。《诗经·秦风·驷驖》载：“輶车鸾镳，载猃歇骄。”说的是秦襄公畋猎出游的盛况，“猃”与“歇骄”均为猎犬。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东汉武梁祠、河南省南阳市王庄东汉墓画像石中，均可见古人携犬狩猎的生动场景。

由于中国家猫的历史较短，古代的狗还是捕鼠能手，“狗拿耗子”绝非“多管闲事”。《吕氏春秋·士容》载：“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当时有“相狗”的职业，负责品鉴狗的优劣，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西汉墓便发现有《相狗经》的竹简。相狗者指出，良狗志在“獐麋豕鹿”，但如果束缚住它的后腿，便会去乖乖捕鼠。这说明先秦时期人们利用狗来捕鼠，而这一技能实际上源自狩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郪江镇的汉代崖墓中，有一幅浮雕表现的便是一只口衔老鼠的狗。据《魏略》记载，曹操将因犯罪而解官的丁斐比拟作捕鼠的狗：“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这一方面看出曹操惜才，另一方面也可见三国时期负责捕鼠的便是狗。直到南朝时期的《幽明录》，仍记载以狗捕鼠的故事。

与猎犬相关的还有军犬。甲骨文中的“犬”官负责畋猎，也参与征战。古代的畋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的预演。古代波斯、埃及、斯巴达、迦太基等均有以狗参战的现象，中国古代则有叫“狗附”“犬铺”的军营警备设施。在先秦随葬的车马坑中，有车有马有狗，可谓标配，“犬马之劳”或由此而来。敦煌汉简第1985号载：“西部候长治所，谨移九日卒徒及守狗当廪者人名各如。”可见“守狗”也活跃于汉代的边防军营之中。

“食犬”即肉狗。南庄头遗址的狗骨较为破碎（这一现象广泛见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当是先民食用的结果，中国的食狗之风，至迟要追溯到万年之前。战国秦汉时期，吃狗颇为流行。隋唐以降，狗逐渐淡出了古人的餐桌。所谓“狡兔死，走狗烹”，虽然狗担负着警卫、狩猎等职能，有时仍不得善终。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食狗之风有不同表现，乃至延续至今。

除了实用功能，中国古代的狗也逐渐扮演了助兴娱乐的角色（尤其对于上流人士）。或者将狗训练为斗狗，或者豢养为宠物。现如今，随着生活的改善，以及受西方观念影响，宠物狗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狗”成了“狗狗”“汪星人”，人与狗的关系愈加亲密，狗的形象也在悄然转变。

从旧石器时代走向新石器时代，从蛮荒走向文明，狗始终陪伴人类左右，不离不弃。其间有误解，也有相互的依赖共存。人与狗逾万年的友谊，仍在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