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玄奘的四种形象，哪一种形象更接近真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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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我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行前，认真研读了《大唐西域记》和由玄奘法师两位及门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时贤往哲的有关著述，结合访问期间的大量见闻，逐渐形成了这位高僧的域外形象。

我们刚一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印度学者就说：“欢迎来自玄奘的国度的客人。”交谈中，他们说：“印度”这个译名，就是由玄奘厘定的。对此，《大唐西域记》亦有记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为了探秘1300多年前唐僧玄奘的游踪，亲炙他的遗泽，我们按照当年法师走过的路线，首先去了恒河岸边的瓦腊纳西的鹿野苑，寻访了“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的遗迹，看了唐僧玄奘的朝圣地；而后，重点访问了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这是玄奘当日求学问道的世界上最辉煌的佛教研究中心。玄奘到达的当时，这里僧徒有万余人，居住庭院五十余所；每天有一百多个讲坛同时开讲，学术氛围十分浓厚。今天，大自然似乎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可是，人世间的一切已经彻底改观，即便是地面的砖石建筑也都荡然无存了。没有改变的是唐僧玄奘的光辉形象，关于他的取经求法、讲学问道的动人事迹仍然世代相传。

传说，当玄奘法师一行在旁遮普一带穿行时，碰上一伙强盗，当即被抢劫一空，还险些丧命，随行者都为蒙受损失、担惊受怕而失声痛哭，玄奘法师却朗声笑着，安慰大家说：“诸宝之中，生命最重。我等既生，何苦之有！”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玄奘取经途中，经过一个小国，住定之后，玄奘宣讲人天因果，赞扬佛法功德，原本不信佛教的国王，听了很受感动，便予以热情接待。夜间，法师两个随从人员遭到不明真相的土人刁难、驱逐，国王得知后，十分气愤，要予以剁去双手的严厉处罚。法师出面营救，劝说：“众生平等，不要毁其肢体。”国王接受了劝谏，将其痛打一顿，逐出都外。法师的仁慈、恻隐，使当地民众备受感动。上述传闻基本属实，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有类似记载。

印度学者指出：“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远涉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王邦维教授在其学术论文中谈到，玄奘来到那烂陀寺，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已经逾百岁高龄的“校长”戒贤法师收他为亲传弟子，亲自教授他《瑜伽师地论》的大乘佛典。玄奘勤学好问，每天认真研读经书，梵文说得比当地人还好。在那烂陀寺，玄奘和多名学者切磋辩论。当时寺内通解二十部经论的有一千多人，三十部的有五百多人，五十部的只有十人，其中就包括玄奘法师。也就是说，玄奘的水平，在当时的那烂陀寺几千名资深学者之中，位列前十名。因为成绩优异，玄奘还获得了“留校任教”的资格，升任那烂陀寺主讲，其他僧人则成为他的听众。一位名叫师子光的印度僧人，在佛学理论上与玄奘的看法不一样，两人进行辩论，数次往复，最后师子光“不能酬答”，原来同意他的观点的学徒渐散，而转为跟随玄奘。由此，玄奘用梵文撰写了论文《会宗论》。论文发表，戒贤大师及大众无不称善。在那烂陀寺，他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出门可以享受乘坐大象的待遇。王先生说，“在那烂陀寺的岁月，可以说是玄奘一生中最精彩、最风光的时光。”

但后来，这处佛教圣地，毁于突厥入侵者的战火，逐渐变为废墟，那烂陀寺之重见天日，要归功于玄奘。王先生介绍说，19世纪中期，英国人统治印度，发现了那烂陀寺遗址。起初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处遗址面积巨大，像是一座小城，又像一个大学校园。后来，考古学者拿它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做对比，才确认这个地方就是书中记载的那烂陀寺。

已故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有言：印度这个民族“不太重视历史的记述，对时间和空间这两方面，都难免幻想过多、夸张过甚的倾向。因此，马克思才有‘印度没有历史’之叹”。这样，玄奘的精确记述，也就成为了解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所以，玄奘成了印度人最崇拜的中国人；他们感激玄奘使今天的印度人知道了他们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玄奘归国前，还经历了一场轰动“五印（东西南北中）”的讲学活动。当时，印度最大的摩揭陀国的君主戒日王，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与会的有18位国王，三千名大、小乘佛教学者，还有其他人士两千人。大会特邀玄奘法师为论主。玄奘升座后，先阐扬大乘宗旨，说明作论的本意；又由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法师宣读全论，另外抄写一本，悬放在会场门外，遍告大众，如果有人能指出其中一字错误加以驳斥，玄奘法师愿当众低头谢罪。可是，连续五天，竟无人发言问难，出面反驳。于是，全国敬服，同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益发敬重崇拜，再度供奉贵重金银衣物，其他各国国王见状也纷纷效仿，但法师都一一婉言谢绝。

旅居印度的青年学者伊洛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今天，在印度无论是什么场合，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提起中国，提起两国关系，都是“言必称玄奘”。在20世纪50年代，印中两国合作在那烂陀寺附近玄奘学习生活过的地方，修建起一座中国风格的玄奘纪念堂，用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这也是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的有力见证。不过，印度人对玄奘法师的尊崇，并非是近代才有的事。据义净记载，他在玄奘之后几十年再到印度时，当地佛教界就已经把玄奘当作神来供奉了。在寺庙的壁画里，已经有玄奘的形象；他从中国到天竺的万里行旅所穿着的草鞋，已经被作为圣物的象征，出现在壁画的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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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唐僧玄奘在国内和域外的历史真实形象，我在寻访古代丝绸之路过程中，还意外地听到许多富有传奇色彩、把唐僧玄奘加以神化的民间传说，这可以看作是与文学形象相对应的第四种形象。

横亘吐鲁番盆地东北部、名闻遐迩的火焰山，《西游记》里说它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唐僧师徒来到山下无法穿过，便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连扇49扇，断绝火根，永不再发，取经队伍才得以通过，继续西行。可是，当地的传说却是这样的：若论唐僧的法术，原本可以顺利通行，无须在此耽搁时间。但他一向以仁爱惠民为本，当看到这里烈焰蒸腾，上无飞鸟，下无草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便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智擒牛魔王，取得纯阳宝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甘霖普降，从此这一带才广种棉花瓜果，人民赖以养生发展，世代康宁。至今，当地维吾尔族同胞还指认火焰山胜金口旁的峭石为唐僧当年的“拴马桩”，并热情地带领我们看了葡萄沟断崖上的“牛魔王洞”和高昌古城中的唐僧讲经台。

说到葡萄，这里也有一个传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路过已经熄火多年的火焰山，把从域外带回来的葡萄种子交给当地七位贤人，并点地出泉，穿岩造井，传授葡萄栽植技术。经过当地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这一带成为世界闻名的“葡萄之乡”。这种说法显然是带有附会性质，因为《史记》载明，早在西汉年间张骞通西域时，这里即已普遍栽植葡萄。当地人民将这些善举一概归美于玄奘，反映出他们对这位高僧的无限仰慕之情。

后来，我又访问了洛阳、偃师及唐僧故里缑氏乡。如果说，西行取经沿途的传说，对于唐僧玄奘主要是神化，通天撼地，法力无边；那么，他的故乡所流传的虽然也有神化色彩，而更多的则是富有人情味，紧密贴近生活实际。当地人民对他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童年生活故事和取经传说。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故事：大师初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一位白衣法师向她辞行，法师说：“为了求法，所以要西行。”这位白衣法师就是玄奘。当地也有类似的传闻，但添加了许多动人的细节。

“玄奘井”开凿于北齐年间，相传玄奘自幼饮此井水，智慧早开，颖异过人，因此被誉为“慧泉”“神水”。“皂抱凤凰槐”是一棵能够扭颈的皂角树，传说玄奘西天取经时，树头向西，归国后，树头又扭向东边。因此，又称为“望子树”。西原墓地有玄奘父母的合葬墓。当地传说：玄奘西天取经，一去十几年杳无音信，母亲思子心切，日日燃香拜佛，为远在天边的儿子祈福。玄奘取经归来，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却又找不到坟地，心里十分难过，便牵着白马，漫步郊原。忽然，白马长啸一声，前蹄在地上踏出一个大坑，涌出泉水，待大水退后，玄奘母亲的坟墓便清晰地展现出来。还有“晾经台”，传说玄奘取经归来，在少林寺遇水浸淋，他们便把洇湿的经卷放到高台上晾晒。恰值观音大士云游过此，在空中见此情景，便吹过一阵轻风，很快就把经卷吹干了。从此，这里香火兴旺，名闻遐迩。

前几年我又欣喜地看到，由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玄奘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动。此举不仅充分揭示了“迢遥万里取经路”沿途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内地、与古代中国的密切联系；同时，还大大补充了过去史料的不足，搜集到大量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唐僧取经的故事、传说，从而进一步深化与丰富了唐僧玄奘的不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