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李艳艳：互联网时代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规律性特征

长期以来，美国把意识形态作为提高美国政治认同度的核心资源，同时又将意识形态对外输出作为维护美国安全、增进自身利益的重要方式。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互联网时代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能力大为增强，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规律性特征。其中的一些做法，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通过控制信息流确立美国的世界认同

“9·11”事件以后，美国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以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公共外交”力量不够强大，或者换句话说，世界对于美国的认同程度还难以支撑美国的霸主地位。正是在此背景下，霸权主义思维逻辑下的美国几乎出于本能地选择了强化“公共外交”，进行以一些国家为主要目标的“攻心战”，试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互联网技术的愈加成熟及其大众传媒功能的日益凸显，使互联网受到美国政府的特别青睐和重用。对于美国来说，通过控制信息流确立美国的世界认同，就成为了它积极介入国际互联网的直接目的。

在国际上，深受威尔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外交思想影响的美国，为了给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出开路，采用的控制信息流的手段往往是十分霸道无理的。

一方面，美国利用对根服务器的掌控优势，随意侵害所谓“非民主国家”的网络主权。在2003年终止伊拉克顶级域名的申请和解析、将伊拉克从互联网世界“抹掉”之后，2004年4月又使“.ly”（利比亚顶级域名）瘫痪，利比亚在互联网上消失了三天。2009年5月，美国政府只因主观怀疑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和朝鲜这五个“敌对国家”会以某种方式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又授意微软公司切断五国的MSN即时通讯服务端口。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支持新媒体技术的扩散和运用，并利用这些技术将其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2010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确定为美国的持久利益，并强调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的坚定支持”。不仅如此，2010年1月，一位美国参议员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微博对抗恐怖》的文章，主张美国国务院利用网络新技术为美国的全球自由推广运动服务。同期，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直接谈到支持开发网络新工具的目的，是“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在次年的第二次演说中，希拉里更是将其“互联网自由”的概念做了细化的阐述，并且高频次地提及中国。美国国务院计划向倡导互联网自由的群众运动提供财务支持，希拉里认为网络自由对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海外推行民主的一贯立场来说至关重要。通过以推特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进行价值观输出、意识形态渗透，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着力施行的对外政策。

通过上述手段，美国试图借助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地位，也获得话语传播的优势地位。它极力推销美式“民主自由”意识形态，频频利用这些国家在发展中的社会矛盾进行夸大其词、无中生有的虚假宣传，对于这些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起攻击、进行丑化，试图取而代之。美国这一战略的基本逻辑是，一旦目标国家与地区民众放弃原来的政治价值观，认同和向往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就会抛弃现有政治制度和政党模式，推动本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改革。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文化战，阻力小、成本少、效果好，不仅能显著增强美国的世界认同度，同时还能摧毁目标国家与地区政府在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效益的全面丰收。

通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织设置内容

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看，学界流行的观点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理想主义民主价值观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混合物” 。自诩为“山巅之城”“上帝选民”，基督教美国自认为拥有向全世界输出“民主”的职责，这是一种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在美国看来，改造“非民主国家”是上帝赋予它的神圣使命。因此，“民主”“非民主”的意识形态始终是美国划分敌友、制定相应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一理想主义价值观始终是影响美国意识形态对外输出的根本动力和恒定目标。但是，美国也会根据现实具体情况的需要，或者说“非民主国家”的实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或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

在美国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外交逻辑中，中国自然成为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目标国。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明确表示，意识形态是影响对华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显示出一种规律，当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时，美国就会将中国视为异类，采取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和政策，从而造成双方的紧张或对抗关系。然而当对现实利益的考虑占上风时，美国就会从地缘政治出发，强调中国的战略重要性，意识形态因素就会相应地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合作得到加强。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也没有完全消退。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分量会随着具体情况而不断变化、此消彼长。

在一个多世纪的意识形态输出历史中，美国最初把基督教作为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内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试图通过许多传教士的活动把中国变为基督教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两国关系曾一度紧张，民间交往活动停滞，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也处于停滞阶段。中美建交及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一些满怀期望的美国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偏离共产主义的轨道，投入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的怀抱，于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目标发生改变，即把中国转变成为“一个民主的、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但是，苏东剧变并没有使中国主动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向，这使得美国政界产生了极强的挫败感。这种现实与预期的巨大落差使美国对华的热情降到冰点。这一事件重新激活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强化了美国的对华意识形态偏见，进而将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对象指向了中国。纵观美国思想库的言论和官方的安全报告，可以发现它们都包含一个共同的逻辑：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国可能“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战略竞争者”“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屡屡出现于美国总统大选、国会演说之中，“限制性接触”战略在克林顿政府后期被确定为美国对华外交的基本政策。它主张，通过与中国密切交往，增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变化，最终使中国实现西方式民主。

根据理想主义民主价值观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消长关系，美国始终认为，对于有些国家来说，要在它的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积极对它进行民主化改造。而一旦这个国家的实力强大到超出美国的时候，只能适应杰克逊主义的逻辑，顺从、服从它的领导权力。在这种“挑战—应战”的政治逻辑中，基于霍布斯式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生存原则必然抬头，因此，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成为美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如今，这一基本外交逻辑，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经济增速远远快于美国，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巨大，这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不安。2012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人对中国迅速增强的经济实力感到担忧，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美国领导人在贸易与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发展快”和一些偏见认识，成为美国人打在中国身上的标签。这也形成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普遍忧虑，滋生了“中国威胁论”等对华不友好言论。目前，在中国迅速崛起，而实力尚未整体超越美国的背景下，美国加紧利用互联网对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加快对于中国进行改造的步伐，就是为了防止中国的实力超过美国，特别是防止中国成为一个与美国异心的超级大国，动摇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所以，从理想主义民主价值观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相互交织的外交逻辑来看，在“非民主国家”实力仍然不能与美国抗衡的情况下，“民主”价值观将会是现在和今后一段时期美国利用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内容，占据主导地位。当前，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出于危机意识考虑的美国利用互联网对这些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步伐和节奏还会继续加快、各种动作还会频繁发生。

通过话语转化和认同建立等方式进行意识形态输出

当前，美国正在加紧利用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工具对有关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采取的主要方式如下。

其一，引导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积极转化。

“民主”“自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政治话语具有强调阶级立场、突出价值判断的特征，大众话语则具有通俗易懂、见文知义的特点。对于大众宣传来说，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充分考虑到了两种话语的不同特征，从而对于政治话语进行了向大众话语的积极转化。事实上，美国对于“民主”“自由”政治价值观念的大众宣传，采取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对这些话语进行了形象化的解读。美国一方面对于“民主”“自由”政治价值观念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解读，以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私有经济来片面解释“民主”“自由”价值观，另一方面对于目标国家与地区的社会问题和潜在矛盾大做文章，将之归咎为“民主缺失”“专制极权”的政治体制。他们特别善于对目标国家与地区的民生问题进行意识形态解读，并且在网络上进行大肆渲染、散播，煽动目标国家与地区民众的反政府情绪。纵观近年来网络舆论发酵、发生、发展的诸多案例，不难发现一个基本规律是，当网络舆论遭遇社会热点民生事件之后，美国意识形态的解读总会频频出现。在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舆论场上，由具体社会事件引起意识形态论争的舆情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其二，建立对于美国政治价值观的认同机制。

古语有言：“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说明了，舆论对于人们的价值判断具有巨大作用。法国哲学家莫斯科维奇曾经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民众意识的方式评价道：“西方类型的专制的主要差别在于它依靠的不是对生产手段的控制，而是对信息手段的控制，并将其作为神经系统加以利用。……由外部迫使群众服从让位于由内心使群众服从，看得见的统治被不知不觉地换成看不见的精神统治，而这种精神统治是无法抵御的。” 美国政府利用互联网积极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制造舆论声势、引导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化，其直接目的就是确立美国的世界认同。

在互联网时代，人的碎片化生存状态、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趋势，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社会认同度，有鉴于此，美国十分注意更新引起个体共鸣的语言，以强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说服力，进而塑造美国在当今世界的社会认同。“生态”“反恐”等话语就是美国政府在21世纪以后加以采用，以便传播自身意识形态的崭新话语。互联网这一人群最为集中的社会公共领域，是建立美国社会认同最为直接、关键和必经的环节。“民主”“自由”“生态”“反恐”等公共话语经由强大的现代互联网传媒输入到个体的心理层面，以祛除偏见和刻板印象，进而使对于美国社会的认同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内化为对某种意义的期待和效仿，内化为个体评价、判断和选择的标准。通过这种建立美国认同的方式，美国政府对于目标国家与地区实行了“意识操纵”，在“民主”“自由”等美式话语环境的浸润中，美国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进入了目标国家与地区民众的头脑，并内化为是非判断的标准，外化为对于美国政治的膜拜。美国认同机制建立的意图就在于，通过改造互联网舆论生态和社会环境，并非声色俱厉，而是不动声色地，把美国的意识形态嵌入到这一被改造的舆论生态之中，进而使目标国家与地区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加以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政治价值观。

在互联网时代，美国以输出意识形态为突破口，对目标国家与地区进行政治颠覆的步骤明显加快。可以说，没有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就难以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安全。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应对意识形态网络舆论战的方式研究”（项目编号：17KDB04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