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场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根来。在风起云涌的“五四时期”，多种社会思潮激烈竞争，马克思主义能从其中脱颖而出，既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亦在于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即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持之以恒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在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我们选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个相关场景，试图带领读者由小窥大，感受真理的光芒如何照耀到中国大地。

翻译者让更多人品尝到真理的味道

浙江义乌分水塘村，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在此问世。完成这项事业的是学者陈望道。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精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有一天，母亲端来了一碟粽子和红糖，陈望道由于专注于译书，错把墨汁当成红糖，当母亲问是否还要加点红糖时，陈望道表示已经很甜了，浑然不知嘴边沾满了墨汁。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改后，于1920年8月付梓，首印一千册迅速脱销，一个月后重印。

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不可少的一步。如果说真理的味道是甜的，那么翻译者就是辛勤劳作的蜜蜂，他们从真理之花中采集花蜜，酿成甜滋滋的蜂蜜，供更多人品尝到真理的味道。

在一大召开两个月前，中华书局出版了李达翻译的荷兰人郭泰所写的《唯物史观解说》，李达在附录中撮要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唯物史观解说》在当时的流行程度，或许令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在十五年间此书印行了十四次。在一大上，李达当选宣传主任，两个月后，人民出版社成立，出版计划包括“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丛书形式译介与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虽然由于反动力量的干扰等原因，这一计划并未完成，但李达身为主编，一人扛起了编辑、校对、付印、发行等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共出版了15种书籍，其中就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使越来越多中国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这一精密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花费四十年精力写就的《资本论》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从1928年起，王亚南、郭大力开始了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征程，十年之后，《资本论》中译本终于问世。两人译书的过程艰辛备尝，1928年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译成《资本论》第一卷，并与同在该寺打算写一部小说的王亚南结为莫逆之交，两人相约合作翻译《资本论》。对于《资本论》所批判的古典经济学，郭大力坦陈彼时“连初步的认识也没有”，他提议两人先从古典经济学著作译起。1935年，由于郭大力曾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毁于战火，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翻译《资本论》，经过多年的积淀，他们的学养无疑比那时更加深厚，并且依据的底本是从苏联来的德文本，译作自然也更精确。值得一提的是，王亚南后来完成了《中国经济原论》的写作，此书“按照《资本论》的体系和范畴来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今天当我们捧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其中闪烁的真理光芒而感到鼓舞时，不应忘记一代又一代翻译者的功劳，译书的事业一直持续至今，本身便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求实的工作作风。

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江西赣州寻乌县，毛泽东在此做了一项社会调查。调查共进行了十多天，包括当地苏维埃干部、杂货店主、手工业者、贫民等不同职业与经历的十一人参与到毛泽东主持的调查会，毛泽东认真记录下他们的陈述，日后整理出了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

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工作，是在战斗间隙完成的。当了解到这一背景，再翻开《寻乌调查》时，我们将感叹于这项调查的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