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亲情规矩”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亲情规矩”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形势下,能不能过好亲情关是对每位党员领导干部的现实考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生活中为自己定下了与亲属、朋友交往的三条规矩。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如何坚定正确的“人情关”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考验。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亲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亲情当中容不得掺杂任何私利,这是共产党员坚守党性的根本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形势下,能不能过好亲情关是对每位党员领导干部的现实考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生活中为自己定下了与亲属、朋友交往的三条规矩。

韶山

第一,恋亲不为亲徇私。新中国成立后,即使在运筹镇压反革命、出兵抗美援朝、处理国际重大事务的关头,毛泽东都会抽出时间专门给亲朋好友回信,遇有特殊情况,会在开头表达“迟复为歉”的心情。朴实文笔下的嘘寒问暖充满了对家乡父老的思念之情,但是对于他们的请托,没开过一次“绿灯”。最先提出进京工作要求的是杨开慧的兄长杨开智,对此毛泽东复信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亲属当中,最先进京拜访毛泽东的是他的堂弟毛泽连。1949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热情招待了他,并由此形成了来京不超过两个月的规矩。两年后,对于其来京治病的请求,毛泽东回信说:“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毛泽东对唐家坨的文家也有难舍的情感,多次写信询问“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也时常拿出部分稿费予以接济,但从不搞地方特殊化。195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致刘亚南的信中明确回复:“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予特殊的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

第二,念旧不为旧谋私利。邹普勋是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当得知他生活拮据、劳力不强后,多次嘱托亲友予以照顾。1950年5月15日,在给毛宇居的信中,毛泽东嘱咐:“邹普勋(亨二)如十分苦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在给邹普勋的回信中,询问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到何种程度、自己是否还能劳动等几乎占了全篇。毛泽东是一个念旧的人,但是从未为老同事、老战友、老同学谋过私利。对少年时期的同学毛森品请求推荐工作一事,毛泽东回信说应当按照规矩来办,“自然而然地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对表兄文运昌的调动工作请求,毛泽东回复“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对与自己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事过的赵浦珠希望特办他家的土改问题,毛泽东明确回复“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周容的介绍入党请求,毛泽东回信说“组织问题,未便率尔绍介,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

第三,济亲不为亲撑腰。家属、亲戚、朋友、同学生活拮据,遇有苦难,毛泽东经常从其稿费中予以接济:寄100元作其六婶的丧葬费、寄200元给毛泽连做治病之用、寄200元给其堂弟毛泽荣补贴家用、寄300元做中学同学易南屏的医药费用、寄1200元为杨家补助费……在接济之余,鼓励亲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活。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时常教导亲属不可搞特殊。从北京回到唐家坨之后,有些文家人骄傲起来,不服从政府管理。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专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信,明确提出“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对于亲属反映的乡情,毛泽东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即“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毛泽东的“三个亲情规矩”对执政后党员干部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今天,“三个亲情规矩”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依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亲情规矩”仍有时代现实价值,仍是我们必须遵守的规矩,这是党的领导干部务必坚守的党性原则的大问题。

第一,“三个亲情规矩”为正确处理党性与人性关系提供了指导。始终强调坚持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政治优势。世界上没有哪一政党像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强调党性,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是一贯坚持严格的党性的”。坚持党性是进行“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现实需要。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有艰巨的挑战和多重风险。从整体上看,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还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需要;一部分干部缺乏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一部分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一部分干部贪污受贿、挥霍浪费、徇私枉法、腐化堕落。应对“四大挑战”、化解“四大危险”,迫切需要党员干部不断加强党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性是最根本的党性,是否站在群众立场、是否维护群众利益、是否为群众谋福祉是判断一个党员干部是否具有党性及党性强弱的根本依据;而人性讲亲属远近好恶喜厌,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但是党性与人性也有内在联系和相通之处,不是误传的“要党性不要人性,要人性不要党性”。党性从来都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是人性的升华。党性的纯洁来源于高尚的人性,纯洁的党性内涵着人性。恋亲、念旧、济亲是人之常情,人性使然,但是不能越界。不为亲徇私、不为亲谋私利、不为亲撑腰是党性的基本要求,是保持纯洁党性、防止人性越界的根本保证。

第二,“三个亲情规矩”是党员干部管好家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卓著成效的一条基本经验。始终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注重”即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注重在选人用人上把好方向守住原则、注重防止被利益集团所围猎、注重自觉主动接受监督,这是党员干部在率先垂范中坚持自律的基本要求。但是大量腐败案例表明,妻子不贤、子女不肖、身边人不正,是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自律的同时,党员干部必须律他,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私利,济亲但不为亲撑腰既是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对权力、对人民敬畏之心的体现,也是对家属、子女、身边人的关爱和保护,更是给他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讲,“三个亲情规矩”是党员干部防止出现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第三,“三个亲情规矩”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下的党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家庭、国家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家风建设始终是党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良好的家风为纯洁党的作风提供了道德基础,纯洁的党风也为家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也不是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体现,良好的家风可以促进党员干部专心致志工作。他要求“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毛泽东同志践行的亲情规矩,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的集中体现,对在新时代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和广大党员干部培育良好家风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需要继续发扬光大。

(作者系北京市委党校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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