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与思考

社会矛盾的是社会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纠症，社会矛盾的处理即是对社会纠症的治愈，治愈情况的好坏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质量，所以科学的社会矛盾处理机制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涌现出许多效果明显的社会矛盾处理理论与机制，它们不仅在诞生之时对社会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更顺应时代不断衍生出新的内涵，为社会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制度保障。其中最历久弥新，推广次数最多的就是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

一、“枫桥经验”概述

据多数研究者归纳，“枫桥经验”自诞生至今的55年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衍生。首先，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枫桥经验”是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四类分子：是指1940年-1970年代，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分子指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体或具有某种社会属性的人。），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的干部依靠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评审，重点斗争”，根据他们的实际表现区别对待：对于守法的给予适当的鼓励；对于有一般违法行为的，给予严肃的批评；对个别有严重违法行为、在评审中又不低头服罪的，才列为重点对象，依靠群众进行说理斗争。而且在斗争中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允许斗争对象申辩【1】。1975年经公安部领导调研，将“枫桥经验”总结概括为“依靠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有效改造；依靠群众，教育改造有犯罪行为的人；依靠群众，查破一般性案件；依靠群众，搞好防范，维护社会治安【2】。”后来，上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前10年，“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枫桥区在公安部调查组对“取消枫桥经验论”作出了明智表态后，即面对更加复杂的农村治安形势“枫桥经验”依旧适用，努力探索，逐步形成了融打、防、教、管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新经验：一是在制止犯罪方面：总结帮教新经验，以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减少案发；总结制定治安公约，运用村民自治的形式，使全区人民遵纪守法；切实做好基层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把预防社队企业被盗、被诈骗作为重点来抓；做好社会面控制，发现犯罪苗头，及时打击。二是在管教结合方面，强化教育，挽救帮教对象；对外来人员坚持实行感情式管理，既严格管理，又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3】。1998年，经浙江省公安厅联合绍兴市委、诸暨市委共同调研，总结出“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经验”新内涵。目前，自2010年始，“枫桥经验”逐步成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范例，2010年8月，诸暨市成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之一，构建了以系统化的社会稳定组织体系、人本化的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体系、多元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立体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规范化的社会公平执法体系和网络化得社会管理信息体系为架构的六大工作体系，并且形成了以农村群防群治队伍建设、构筑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推进现代化基层综治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农村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加强对农村闲散青少年的教育帮助为重点的五大推进项目。2011年，枫桥镇又形成了“注重以人为本，推进民主管理规范规范化；注重组织建设，推进综治力量社会化；注重创新机制，推进矛盾调解多元化；注重现代管理，推进治安防控一体化”四个方面的工作新思路【4】。

结合几次衍变，不难看出“枫桥经验”从开始服务于阶级矛盾缓解，到后来的服务于刑事犯罪预防，到如今逐步深入到服务于各种社会矛盾的缓和与调解，其自上而下的发展历程，见证着我国最基层社会管理机制的发展，从浮躁的浑浊到安静的沉淀，从盲目的零星到合理的健全，从百密一疏到天网恢恢。但无论是在哪个衍变时期，“枫桥经验”始终服务于最基层、最具体的社会矛盾。如果将社会矛盾看做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疾病，将国家的矛盾化解机制比作医疗保障机制的，“枫桥经验”大有作为的舞台无疑是分级诊疗中基层卫生院的环节，它不仅拥有治疗小病小痛功能，还担任着对疾病分级重任，是救治社会疾病的绝大多数，是防治社会疾病的基础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