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18）

（三） 漠北空，鲜卑起，西域安全压力演变为整个北方对中原政权的压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东汉窦宪击败北匈奴的“胜利”造成大漠南北力量失衡，后果相当严重。西汉时，鲜卑远居辽东塞外，东汉初南北匈奴攻战，匈奴力量削弱，鲜卑乘机坐大。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众内归，至洛阳朝贡，刘秀封他为王。明帝永平年间，辽东太守支持鲜卑攻杀北匈奴，和帝时，窦宪击败北匈奴以至“漠北空矣”并因此“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壮举在半个多世纪后，便演化为一场更大的边疆危机：此后，鲜卑据匈奴旧地，又纳匈奴残留人口十万余，鲜卑渐入强，从中原王廷的属夷转为劲敌。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鲜卑决意填补北匈奴留下的战略真空。《魏书》说鲜卑首领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北三百多里弹汗山设立王庭，统一鲜卑各部。“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此后鲜卑“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以至“汉患之”。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还是鲜卑领导层在后来十六国角逐中脱颖而出，最终形成支撑西魏、北周政权的骨干力量即“关陇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又诞生出的像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高度汉化的胡人领袖颠覆了以秦汉文明为底色的汉人政权，成为隋唐两朝开国领袖。

第二，《后汉书》对西汉以来朝廷对北疆治边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总结。赶走北匈奴的严重性后果是窦太后、窦宪等根本意识不到的。出于与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同样的初衷，范晔在写《后汉书》时特别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毛泽东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谈到东汉历史，毛泽东说：“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范晔总结了西汉以来朝廷对匈奴的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了汉宣帝分而治之治边思路：

论曰：汉初遭冒顿凶黠，种众强炽。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围。太宗政邻刑措，不雪愤辱之耻。逮孝武（武帝）亟兴边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将，戎旗星属，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犹鸣镝扬尘，出入畿内，至于穷竭武力，单用天财，历纪岁以攘之。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

作者认为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的北疆反匈奴政策华而不实。他将汉武帝与汉宣帝的政策作了比较，认为随后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可行的，而王莽时期北疆动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是这一政策遭到破坏：

宣帝值虏庭分争，呼韩邪来臣，乃权纳怀柔，因为边卫，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龙驾帝服，鸣钟传鼓于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单于，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后王莽陵篡，扰动戎夷，续以更始之乱，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复生，乘闲侵佚，害流傍境。

作者指出，刘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又恢复了宣帝的北疆分治的政策，形势开始好转：

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报命连属，金币载道，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捍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闲修文政，未之许也。其后匈奴争立，日逐来奔，愿修呼韩之好，以御北狄之冲，奉藩称臣，永为外捍。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鸟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而汉之塞地晏然矣。

作者又将汉武帝与汉宣帝比较后，又将汉光武帝刘秀的政策与窦太后的匈奴政策效果放在一起比较，认为这次“并兵穷讨”的效果与武帝政策相似，作者并不赞赏窦太后、窦宪、耿秉等的这段“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壮举。作者特别批评了事后朝廷没有合理的善后措施，认为没有及时迁南匈奴北上去填补这个战略真空，则是“窦宪、耿夔之徒”造成的问题所在；范晔肯定了东汉重臣袁安的意见，认为若能及时“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的话，那就可以利用这次胜利“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

后亦颇为出师，并兵穷讨，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时势，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