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17）

需要说明的是，光武帝在这用了“广地”和“广德”两个概念。前者不难理解，就是扩大可控制的地盘，而后者即“广德”在先秦和秦汉时的理解与今天有一定的差异。对“德”的理解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最早称《德道经》，“德”先“道”后，这说明老子最重视的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德”为具体的“事”，“道”为抽象的理。它讲的是从具体“事”里讲“道”，“道”孕于“德”中。在老子《道德经》中，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管子说“德者道之舍”，《易•乾》中说的“君子进德修业”都是一个意思，即“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个体事物的存在方式。道是无限的，而德是有限的。由此引申到做人办事上，“德”最初指的就是人的立身之本，处事之位。体，人之本也。“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因此，“广德”的含义在此不主要指“仁义”这样一些观念上的东西，而是指国家力量的现实性和有限性，《管子》说：“强不能徧立，智不能尽谋”。意思是再强也不可能遍占天下地，再聪明也不能尽算人间事。这与光武帝的“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是一个意思，意即要量力而行，不要做鞭长莫及之事。

理解了“广德”这个关键词，其他就迎刃而解。“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地占的多了反守不住，目标超出国力反倒虚弱。“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量力而行者安全，超出国力的占领伤国，这样的盲目扩张政策，即使成功，也是失败。理解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光武帝对宫臧所说的“常胜之家，难与虑敌”的深刻内含。遗憾的是，光武帝的这些治边思想在51年后即和帝永元期间窦宪的“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豪迈中灰飞烟灭。

耿秉对光武帝的这些治边思想有深切的认识。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窦太后问策于耿秉，耿秉意见表达得比较婉转：

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衅。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威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

耿秉用“事遂无成”婉转地批评汉武帝“单极天下”的边疆治理政策，又用“以夷伐夷，国家之利”概括了东汉光武帝北疆治理的要义，认为这一政策使得“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威胁归义，威镇四夷”。如果细读这封折奏，耿秉就南匈奴请伐北匈奴的“宜可听许”的态度的是有保留的和勉强的。其前提是不能破坏“以夷伐夷”的局面，不能再犯武帝“单极天下”和“事遂无成”的错误。是时，章帝崩，窦太后临朝，窦太后需要一个军事胜利稳固自己的地位，这时身为大将的耿秉就不能在军事表示出退却之意。

与耿秉的婉转相比，尚书宋意的反对意见就表达得斩钉截铁，其战略认识也更为深远。书载：

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时窦太后临朝，议欲从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捍，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

宋意的意思是，西汉武帝“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的治边方式并不可取，这与《后汉书》作者范晔对武帝“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批评相当。宋意认为，东汉的边疆治理要遵循汉光武帝的遗训，采取“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的长治方式。光武以来鲜卑听命汉庭，克制匈奴，中原朝廷坐享大功，百姓也不受影响，“汉兴功烈。于斯为盛”。宋意总结光武以来边疆稳安的原因就在于“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他坚决反对朝庭出兵攻打北匈奴，认为以往鲜卑之所以可以听命朝廷攻打匈奴，是因为它们可以从中获利，有功了朝廷还能给予重赏。如果朝廷听从南匈奴的意见，打掉北匈奴，那今后就要会徒增禁止和限制鲜卑发展的负担。北匈奴既失，而南匈奴又臣属汉朝，这样鲜卑就没有就近抢掠的环境，在朝廷得不到功赏，其结果必然会向南为祸中原。北匈奴曾请求归附，朝廷应该接受，将其作为外界的屏障。这对未来的边疆稳定，可谓是无以伦比的“巍巍功业”。相反，若听从南匈的请兵攻打北匈奴，那不仅会耗费赋税，而且边地治理也会“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最后宋意斩钉截铁地表达了“诚不可许”的意见。

与宋意持同一见解的还有朝廷重臣袁安，他认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捍御北狄故也”，现在“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与宋意不同的是袁安是在“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的压力下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北匈奴被打败后，窦宪“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袁安与窦宪针锋相对，上折认为：“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

遗憾的是，急于以军事胜利显示其权威的窦太后对宋意的意见不以为然，她要借此机会彻底消灭北匈奴，彻底结束东汉朝廷与北匈奴在西域长期形成的拉锯局面，建不世之功，以确立其权威的合法性。

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朝廷命车骑将军窦宪、征西将军耿秉会同南匈奴三万余骑出塞远伐北匈奴。六月窦宪大破北匈奴，事后二人又东施效颦，模仿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祭天、在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以北）祭地的仪式，史载：

宪、秉遂登燕然山（今杭爱山），刻石勒功，记汉威德。

次年（公元90年）五月，窦宪再遣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之，北匈奴主力被迫西迁，由里海、黑海之北与前汉时西徙的匈奴合流，逐渐西移，大约到四世纪初，这支败旅西迁至欧洲。

事后看来，宋意、袁安等人的意见无私且极有远见，而耿秉的婉转及窦太后、窦宪假公逞私的北进政策则给后来的中国带来百年大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