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下）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

近来国际国内舆论中开始出现“新冷战”的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口号。可以说，这两个概念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这两个概念缺乏矛盾分析，它们从意识上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意味着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这样在客观上我们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喝彩”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我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警惕的。

经济导刊：您可不可以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做一个概括？

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美国已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相反它使美国更加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他在卸任前“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也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凯南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尼克松是依托石油美元的金融资本，特朗普又将美国从石油美元移至军火美元。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中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经济导刊：当前美国外交的特征是什么？

    张文木：确切说，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换言之，战争，而且是世界级的战争已成为日益沉没的美国的“救生圈”。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是一个手握大量军工订单的战争的政府，但是和其它产品不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在中南海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毛泽东说：“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因为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严重收缩。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以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名。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GS）排名第一，2016年，这家投行连前10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John Ross）提供了详实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G7）在1929-194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2%，而2007-2018年间增长仅13.8%，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罗斯义认为：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发生在100年前。1916年，列宁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列宁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2015年的军费开支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它“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约占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 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占世界总体的40%，美国军费增长直接带动了全球军费增长的趋势。2018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包括6340亿基础军费与660亿应急海外行动经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目前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我们原来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的空间将迅速收缩。“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经济导刊：可否对当前美国的本质做一个概括？

张文木：“货币没有主人”，货币-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显示出它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的南北矛盾已激化，民族压迫已不局限于南方国家，它正在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的大本营的“美帝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

经济导刊：在这种形势下，您认为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张文木：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和平，这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旗帜，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中国就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口袋里装满军火订单的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与俄罗斯建立起联合阵线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因此，新时代中美之间的矛盾的本质是表现为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是非正义的一方。

李斯特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争要比因败而赢的战争多得多，这是由于战略制定者没有把握好资源和战略目标在特定空间距离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实现战略与目标之间矛盾转化的节点。与欧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由中心发生的地缘形势相反，亚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围绕中国展开，这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中心和重心。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近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东接市场财源西接工业资源，这种天然优势使中国不需劳师涉远就可获得国际优质资源；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及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的战略收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根据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我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做到了这几点，国家基本就可行稳致远和长治久安，并在当前事关中国和世界的命运伟大斗争中，为中国，当然也为世界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