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下）（4）

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是龙派

今天我们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定的。“学术自由”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经济导刊：中国学派，首先要研究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就必然牵涉政治。目前学术界有些学者，要么刻意地远离政治，要么过度政治化。作为中国学派，如何看待和协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张文木：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把古今很多学者弄得颠三倒四。其实，直接操作的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律不一样。学者的任务是发现“天理”，通过发现“天理”来改变“人欲”。为政者则是研究“人欲”，通过“人欲”实现“天理”。行政的有效性源自它的垂直性，而学术的有效性源自它的平等性。孔子一生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想做政治家，《论语》中充满了“逝者如斯”的践行精神，为此他一生颠沛流离，其结果还是文人的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命运竟如此富有戏剧性：求之，不得；不求，上进。

为文的和为政的双方要相互理解。学者往往认为发现了真理就要看到结果，不顾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而执着“诤谏”，这是由于误读历史而产生的书生气。我们是否在要求为政者尊重学术规律的同时，也要尊重为政的难处和他们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权利？另外，学者的建议万一错了，可以以“思想自由”或“学术无禁区”而溜之大吉，而为政这时面对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行政法律责任，当然，更重要的还有历史责任。

这里面主要是心理认识上的差异，如果我们认识到为文和为政的一样，其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么情况就会好许多。互相批评可以，但是不要对对方形成过大的压力。有人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批判，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知识分子拥有话语力量，因而对社会也是有责任的。历史上的大进步或大灾难，哪一样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呢？为文的作用是建言，但要从建设性和对社会负责的角度说话。知识分子与政治家都是为社会“治病”的“医生”群体。医生不能用病人的身体来试验自己的思想或“理论框架”，而是要研究病因，将病人的病治好。中国历史上政学双方都有走的过头的时候，其结果都不好。人，不管是谁，接受某种思想是需要时间的，让人家认识，进而接受，比让人家佩服更重要。我们过多地强调尊重学术，是由于过去对学术尊重不够。但我们也应该尊重政治。我们不能要求学者和政治家都是全才，他们也是普通人：即使学者提出一个好建议，还得经过政治家个人的消化，反之也是一样。

我现在更欣赏“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的守成心境。我还是一介书生。书生有长处，但如不自量，那短处就更多。这短处害了个人也就罢了，但如果像盖达尔那样害了国家和百姓，就罪莫大焉。做智囊我不一定合格，作一个学者还可以。理论正确与否不在逻辑，更不在胆大，而在历史的检验。学问不是用于炫耀个性的东西，它牵扯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经济导刊：有人称您为“民族主义者”，也有人称您为“国家中心主义者”？

  张文木：“民族主义”不能准确地表达我对国家问题的理解。我认为民族主义在国家成立后，往往演变成一个文化而非政治的概念。文化是只有权利而没有权力的。权力是要经过法定的授权程序，而权利则不一定要经过授权，有些权利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要受法律的保护。比如，你有想入非非的权利，如果没有人大授权，你就没有实施你这些想法的权力。确切地讲，我主张“公民国家”的概念。国家的主权是由居民的人权、继而民族的自决权来让渡并由此形成的公民权的支持而来的，公民必须依法纳税和效忠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应该依法尊重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民的支持，国家就难得和谐。中国的公民国家有中国的特点：与法国“公民”概念最初更多的是指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经历相似，由于中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应当是以工农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以工农为基础人口的人民还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的国家。“人民”是一个居民主体而非少数个体的概念。现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但中国的法制不能等视为西方意义上的法制，中国的法制应以保护工农利益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工农的支持，国家也就成了泥足巨人。这样的国家与蒋介石时期的国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要求。如果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境中的社会主义者，“环球同此凉热”将是我追求的理想。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对您个人的一些评价，比如 “激进”“左派”“鹰派”等？

张文木：其实这是雾里看花，根本不是那回事。学术上我无门派。面对不一样的现实问题，学者的逻辑规则也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但是这又说不明白，别人不好定位。其实，今天我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些。如果硬要概括，可以说，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现在我不担心中国能不能崛起，而是担心中国崛起后会骄傲，并由此走入英美式的世界扩张道路。所以我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告。崛起难，守成更难。守成之难不在外敌而在我心。我深感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思想以及邓小平提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有深谋远虑的。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地区性守成的国家。我不希望中国也重蹈古罗马、近代英国和今日美国过度扩张的旧辙。中国今天不处在那个历史阶段，加之台湾尚未统一，所以我强调强力崛起，强调“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强调“要实现台湾连同其合理的现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顺地回归祖国，非海军大规模地扩展则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该是坚决、果断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是多元、协商与和平的。

经济导刊：您一直非常强调学者要有立场，是不是不太赞同“客观”“中立”提法？

张文木：不仅是学术，即使做一个公民也不是没有边界和立场的。学者不能像有些教授那样一生梦想“当兵就当美国兵”。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的。在祖国的立场上，犯了错误好改正，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错误了。“学术自由”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我反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所谓“客观”“中立”之说。政治尤其国际政治本身就不能是中立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结论几乎是要步步见血的。我们看看国际边界，尤其是资源富饶区域的国际边界，曲曲折折，有哪一个拐点不流淌着鲜血，不是国家实力对比的拐点？在天国中讲国际政治，只能是美国卡特总统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事，其结果已是不言自明。国际政治研究也是“图穷匕首见”，“图穷”是理论说明的尽头，“匕首”是理论研究的结果。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书生气太重，真以为它是所谓纯学问。

经济导刊：您近两年有什么研究和出版计划？

张文木：2017年，我走入人生甲子年，六十岁的人要对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一个总结。已有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战略文集，总括下来要有十卷本的规模。未来一两年，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外，其余时间我可能要在这套文集上投入较多的精力。至于时间，可以用减法实现加法。

地缘政治中国化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是我研究努力的方向。最近，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地缘政治研究所成立，我受聘名誉所长。

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并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经过四十年的吸收和消化，地缘政治学开始在中国本土扎根，中国学界的地缘政治学将告别“言必称希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