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下）（2）

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

学问必须经世，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为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

经济导刊：1998年您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安全》，这是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你当时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研究项目？

张文木：我在学术研究中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的色彩。正是因此，我才选择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之后不久，我将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思考的问题整理出一篇关于美国南亚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至今都在产生着影响，而且我愿继续接受历史的检验。我在文章中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此外，还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当然，“西气东输”现在已成为现实，但在1998年提出这个想法时，有的同志认为这简直是“幻想”。我不认为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多大的作用，只不过与其他一些有眼光的同志想到一块了。我更不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了不起，及时提出我们应做的事，不然要我们学者干什么。

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

经济导刊：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您怎样看西方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的贡献、影响以及缺点？

张文木：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一个外来词汇，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多用“形胜”、“方舆”等，现代中国则多用“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来表述“地缘政治”的内容。比如中国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是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奠基之作。前者重点研究中国内部的山川形势，后者研究世界地理布局，贯穿其中的还有相当丰富的利用地形争衡天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得到极大的推进。在中国曾问吾、史念海、谭其骧等在其中都有大贡献；西方同期的麦金德、马汉、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的研究也对学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者是为了中国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后者是为英美国家拓展“生存空间”、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私利的需要。19世纪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以编排地理资料去开发地理空间的思想。”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由此而言，地缘政治的本质并不是地理与地理的关系，而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换言之，人类如果没有必须时时面对的资源紧缺的问题，那世界就不会有地缘政治这门科学。

我说过：“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近代以来，西方为了“生存竞争”将学科纳入政治视野来研究，而现在我们一些学人大概是和平时期太长的缘故，反将政治纳入学科来研究，其结果进步的是思辨，丢掉的却是国家。意识形态严重脱离实际是要亡国的。这方面的前车之鉴有中国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和20世纪的苏联。秦军抵齐城下时，齐人“竟无一人是男儿”，全城静音投降；苏联和苏共更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资源问题。由此而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而资源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极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界资源密集区便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天然中心。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这使得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为控制这一区域进行决战。

我在研究中，发现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地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同时产生的问题是，他们这些优点的过度运用便成了其理论的缺点。他们往往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诱使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结果也同样犯了思辨上去了、国家却衰落了的错误。

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浩弗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这让他的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   

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为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的原则。由于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的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国家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遭遇到“大失败”的为什么总是这些“满腹经纶”的人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偏离甚至违背了地缘政治的本质和其中“环球同此凉热”这样一个连中学生都不陌生的“能量守恒定律”。地缘政治的本质与生活常识是一致的。违背常识是要吃亏的，而违背常识的往往是其认识走不出书斋的人。

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历史上，能够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当然作为同行，这些学者的这些缺点也是我力图避免的。

经济导刊：您认为地缘政治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

张文木：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其中大多数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这正是地缘政治的要义。

地缘政治是刀尖上的哲学，而地缘政治学的要义不在刀子而在哲学。刀子是要有对象的。这就要求明确我们的敌人是谁，另一方面，哲学是讲边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力量边界在哪里。1972年，尼克松来到中国，说要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谈哲学的政治家一见面，这个世界就向光明的方向转变。麦金德、凯南，尤其是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战略大师”为自己的国家提供的是只有刀子而没有哲学、只有战略目标而没有能力界限的学说，这些学说则诱导他们的国家走向衰落。

1972年年底，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是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战绩，法国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苏联，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作对，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7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其结果导致美国由此衰落。

1972年初，中国政府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