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下）（3）

 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

国家战略切中的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关键利益

经济导刊：您是长期从事大战略研究的，您如何理解“大战略”这个概念？

张文木：大战略，其要义不在“大”字。但现在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倾向：将国家安全战略写得像国家安全大全。这种研究无边无沿，以致人类安全都成了“非传统安全”的核心。这就脱离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本意。战略，就其本性而言，切中的是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而国家战略切中的则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其关键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能以一个“大”字而随便超越。大战略基于大的历史结构：纵的方面是历史，横的方面是现实，这样构成一个战略坐标系。

经济导刊：你认为，中国的战略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提升？

张文木：关于中国的战略研究状况，一句话概括就是：短期策略有余，而长期战略不足。今后中国的战略不能只要“把自己的事搞好”就行了，还要有全球眼光，因为中国政治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但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高于美国。但这不够：在全球眼光及世界治理能力上，中国还要扬弃性地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些东西。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

中国的战略研究还没有形成整体：一方面是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还有点食洋不化。印了那么多关于战略的西洋书，却没有考虑洋人们是在什么背景下思考和解决怎样的问题。只论述“战略”或“大战略”是什么，这没有用，我们应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中国战略。现在还有一个提法叫“软战略”。软倒是不怕，只是有时软得失去战略的基本原则。战略是贯穿政治的，政治就是国家战略不能再让的底线，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战略能力要求在复杂的问题中看到最关键的问题。我在印度时注意到中国与印度战略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印度学者将战略谈得过于窄，中国学者则谈得过于泛。印度学者谈得相当具体，其关键词基本就是“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中国”。中国人视野比印度人要宏大得多，但内容比印度学者要空泛和含糊。比如我们常看一些学者文章中有“世界形势无非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等，都是一些不着调的空泛断语。终极政治就是战场，战争没有什么“三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不过，那些不着边际而又满嘴“世界前景无非三种可能性”、“其结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学者们，往往冲在国际前台，真诚且不知疲倦。这些人对中国崛起是有特殊“贡献”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没有这种“人才”，反将刚上台就喊着中国是“潜在对手”的小布什引向并使之陷入中东。由此，中国在新旧交替因而是比较脆弱之际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总之，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稀缺资源应是战略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利益应是战略研究的目标。离开这些的战略研究，基本上是不靠谱的。

理论逻辑必须接受实践经验的约束

如果世界是多元的，必然性也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战略理论中存在的各式流派，您如何评价您自己的理论特点？

张文木：我对目前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流派不感兴趣。如不结合中国实际，学那些东西就是浪费时光。被压迫者没时间去跟着富人的“文明理论”瞎转悠。学习至今，如果说从属感，我倒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学说是为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从方法论上它也讲究实事求是，讲究“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我在哲学上认可辩证唯物主义。和平的基础是均势，在力量均势的基础上才可以建构理念。中国正在直面越来越大的国家风险，很可能还有离我们不太遥远的战争风险。如果中国现在已强大到了美国那个程度，我可能更多地强调理想与和平。我现在看问题基本不带流派色彩，看出的是“X光片”。我只归属于自己的祖国。

经济导刊：您一直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您认为哲学上对您产生影响的是哪些？

张文木：我受中国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比较大，仅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无论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还是西方培根、杜威的经验主义，我都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美国式的实事求是思想。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法权分析是我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而且我做的不是学理上的，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法权分析。逻辑上我更多的是根据现实逻辑而非理论逻辑。现在学者往往从逻辑上而非根据经验来推理政治学问。但逻辑必须受实践经验的约束。有时逻辑没错，但经验上却不是那回事。比如，一只狼和一只羊在一起，是1+1的逻辑，还是1-1的逻辑？是前者，却不等于2，是后者也不等于0。一只饥饿的老虎与二只羊在一起，就既不会等于负1也不会等于3，而是等于1，这正如萨达姆与布什加在一起，就不会等于2而是等于1的道理一样。有人不同意，说只有同等质量的事物才能形成某种数理关系，但这只是逻辑推论。而实际经验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事物每分每秒都处在变动之中，质量绝对同等或一致的事物关系是不存在的。因而“1+1=2”的算式只是观念中的抽象而非现实的展现：现实生活中的解题更多地要靠“实事”中得到的“是”即实际经验。中国目前的现实逻辑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处在弱势，我的学术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改变中国的这种弱势地位，此后再谈与美国的“1+1=2”的和平认知。我不认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中立原则，政治是最讲求实际利益的。

另一方面，我也接受爱因斯坦的宇宙和谐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群环共构的体系，世界也是由不同的以主权为基础的相互依赖的法权体系，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力量成为整个世界的绝对主宰。这样就引导出我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结论。

从哲学上来说，真正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相统一的思想，也就是儒家讲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握住国家力量的有限性是国际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力量的国家不会有人认同，但有力量却不尊重其他民族的国家也不会得到认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里的“霸”，就是仁爱之霸。没有力量，谈不上仁，没有仁爱，则无大国地位。人也是这样，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性，过了有限性就自我否定了。

经济导刊：您提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怎样理解？

张文木：如果世界是多元的，那么必然性也就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不在于我们对规律的把握，而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驾驭实质上是一门艺术。大凡伟人，都是艺术家。杜威说，理论是科学也是艺术。现在也有人在国际关系领域讲“科学主义”，研究问题讲究定量，乃至数量化，但这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教学领域或计算机软件设计领域）是有意义的，而在更为复杂的现实国际政治领域，它无异于“宋襄公”的兵法。国际政治本身是博弈学说，博弈就是一门艺术。艺术多是无固定章法和反形式逻辑的。我是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

艺术是高度灵活性而又有其原则边界的，但如果越过了艺术许可的边界，灵活就成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艺术灵活性的机械形式，因而它与科学主义一样都是另类的反艺术主义。科学主义者们（我指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如果还不能理解这些，那他们就永远不能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奥妙，更不能理解“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的深意。我说的“艺术”，更接近老子的“道”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