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中国血管超声先河 推广慢病防控规范技术

这几十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我很庆幸自己能为中国血管超声诊断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看到血管超声诊断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我感到很是欣慰。

如今，血管超声是各大医院极为寻常的一项检查手段，在脑卒中高危人群的筛查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可在30多年前，我刚刚迈入这个领域时，它却是不为人知、不受重视的“偏门”。当时，我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医疗技术水平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并没有脑血管疾病的无创检查技术，全国仅有3家大型医院拥有脑血管超声仪。脑血管病是一种很残酷的疾病，不仅会影响到整个家庭，还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事情。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横在我面前的，是“没有专业老师、没有专用仪器、没有广泛认可”的“三难”局面。

最初我接触血管超声，是一位外国专家的1小时速成学习。回想起最初的专业学习，我仍记忆犹新。之后，我就靠着外国专家留下的几份文献反复温习、琢磨，再结合过去的心血管超声临床经验，以及解剖学、影像学等知识自己摸索。没有颈部超声设备，我只能等其他病人做完检查后，甚至别人下班了再用腹部超声设备为准备或刚刚手术过的病人做检查。厚厚的机器说明书被研究得透透的，我还通过创造性的机器调节，将机器性能发挥到极致，以至于超声厂家的临床技术人员也来向我请教学习。

由于设备所限，早期血管超声只是一维成像，没有二维结构图像，只有波形图，最终结果需要结合血流阻力、流向、流量，以及患者体征、病史等综合推断得出。这诊断堪比“福尔摩斯”推断法。一开始，我做出的诊断结果并不为临床医生所认可。当时有一个病人，通过血管超声检查诊断为大脑中动脉狭窄，但临床医生不认可。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要求通过做血管造影来证实自己的判断，结果我是对的，自此，临床医生真正重视起血管超声的价值。

1996年，我前往美国留学，尝试将颅脑与颈部动脉超声结合。1997年回国后，宣武医院引进第1台脑、颈血管超声仪。几年后，在我的带领下，一套规范化的脑、颈血管超声诊断模式创立，并在全国逐渐推广，大大提高了脑、颈血管疾病的早期检出率。我提出了“三定”概念，即对责任病变血管进行定性、定位、定量，创立了一套规范化的脑、颈血管超声筛查诊断模式。同行们评价说，我打造了血管超声界诊断的“金标准”，也给了我一个“中国血管超声第一人”的称号。

就在我带领着科室开展了一项又一项的新技术时，病魔突然降临，我被诊断为肾衰竭，但我从未放弃我热爱的血管超声事业，在做透析期间，仍旧坚持工作。在肾移植术3个月后，我谢绝了医院安排的疗养机会，重返岗位，全勤在临床一线。如今，宣武医院血管超声科享誉全国，2016年血管超声科检查患者达136868人次/年，位居全国之首。但我一个人能给多少患者做检查？宣武医院又能做多少？只有各个地区都有标准的血管超声检查才是真的造福患者。我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脑卒中是中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超声医生在脑卒中防治中就是“侦察兵”。2010年国家卫计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在全国推动脑卒中防治工作，建立了由300多家基地医院组成的脑卒中防治网络，国家卒中防治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作为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和血管超声培训基地领头人，去过290多家基地医院普及规范的血管超声技术。有时，一个周末甚至要跑6家医院督导、传播先进技术，这几乎占用了我绝大部分的周末时间。可以说，我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飞机、火车、长途、步行，有的地方要把所有的交通工具都用上才能到达。

让我欣喜的是，我们血管超声专业团队于2009年与2010先后被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分会和国家卫生计生委授予“血管超声规范化培训基地”和“脑卒中筛查血管超声技术培训基地”，培训工作开展以来共举办26期短期学习班，共培训了来自全国近1000家脑卒中防治血管超声专业医师3000余人。2014年在北京、辽宁、河南、江苏、广州、银川6个省市进行6场次脑卒中高危人群血管超声规范化筛查与治疗评估全国巡讲。我还组织制定了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颁布的《血管和浅表器官超声检查指南》、《经颅多普勒超声操作规范及标准指南》、国家卫计委脑卒中防治委员会《中国脑卒中血管超声检查指导规范》。

现在，我国脑卒中防控工程的开展和卒中中心建设已初见成效，国家还大力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全民健康教育工作，成立了卒中防治工程专家巡讲团。一想到我国慢病防控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时，我都会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感到无比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