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于人类理想与现实运动之间的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化的人类理想,同时也是一种力求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运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经常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运动,而非一种要求现实与之符合的先验理想①,但他们却也从未放弃过从理论上对于这一人类理想的探求。然而,这两种社会主义观念之间不是没有张力的。从社会主义历史看,这两种社会主义观念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既对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理论困惑,也推动了社会主义观念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之时,已经感受到这种张力,并对他们的学说做了若干改变。但在历史还未提供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还是作为理论家而活动的;而后来继承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却是处在历史提供了某种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的,因而,他们主要是作为实践家而活动的。对于这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便面临着要比创始人更为复杂多变的现实境况,要受到更为严峻的现实经验的约束,从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要依据现实境况重新建立与现实经验相适应的社会主义观念。这样一来,由于现实经验的变化,社会主义观念便不可避免地成了多样的,或者说,后来的社会主义观念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创始人的原初规定。由于这些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现实经验,因而,其总体的变化趋势是从理想性走向现实性。具有更多现实性的社会主义观念无疑是更为适应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但也往往由于过多地注重现实性而会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性之维度。而理想性在人类活动中并非可有可无之虚饰之物,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性意义,因而也是必须予以重新建构的。因此,我们这里将首先评论历史上有典范意义的几种社会主义观念,而后在此基础上,讨论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构一种强调理想性维度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可能性。

一、从理想性走向现实性的社会主义

由于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变迁,社会主义观念的现实化也就随之发生历史性变化,从而形成了诸多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为行文简单计,对于这诸多社会主义观念,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进行考察,而只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种,以标明社会主义观念从理想性向现实性变化的大致趋向。我们先选取理想性与现实性两端:最具理想性的当属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作为异化之终极扬弃的共产主义,而最具现实性的则非邓小平所描述的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莫属。置于这两端中间的社会主义观念,若仍从理想性与现实性两个方向考虑,最具代表性也有两种:一是马克思晚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述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另一则是从列宁中经斯大林到毛泽东所论述的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

1.作为异化之终极扬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典范性描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②事实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论述中并无严格区分,因而,马克思此处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也可在一种比较笼统的意义上视为是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规定。

2.作为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在《资本论》的最后手稿中划分“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和“真正的自由王国”的基础上,马克思进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以及过渡时期的思想。既然在物质生产领域,人类不可能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支配,那么,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私有制所能够实现的就只能是有限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王国”则只能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因此,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迫使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尚未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就尚未消失;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尚未“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更为根本地,生产力仍然未获得极大增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尚未“充分涌流”。在这种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为社会所有,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便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的劳动量。”这是一种平等的权利。但“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架里”③。

3.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早期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中,由于不存在两个阶段的划分,因而也就不存在后来所说的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问题。而在其晚年,虽然将未来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但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过渡时期,并非指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而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但是,现实的历史运动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欧发达国家而是在落后国家率先成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并不能立即实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想,而是只能适应历史条件去建立可能建立的社会制度。这样一来,便产生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如何命名这种社会,并将之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就成了一个问题。一个最简单可行的办法,便是扩展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使之能够包容这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这一改变是从列宁晚期开始的。列宁早期著作中对于未来社会的理解,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致,而在其后期则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了。此后,斯大林进一步将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等同了起来。在中国,在196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④。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过渡时期了,至少社会主义也被完全包含在过渡时期之中了。

4.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等同或归属于“过渡时期”,一个主要目标是为论证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这一概念的扩展并不能解决经济体制的适应性问题,因而,就有必要创建新的概念以解决问题。于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⑤。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了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空间,而且也在理论上消除了诸多混乱,因而也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为根本的基础,

二、趋向现实性的社会主义观念所带来的理论上的困惑

社会主义观念从异化之终极扬弃到初级阶段的转变,的确不仅使理论与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一致,也使人们摆脱了诸多现实生活上的尴尬状态,但也带来了另外一些理论上的困惑。

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困惑便是在社会主义观念理解上的分化或分裂。这首先表现为基于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现实性的社会主义观念与那些仍然在某种意义上保留着原初理想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之间的巨大裂缝。如前所述,社会主义观念从理想到现实的变化,主要是发生在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的,而那些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大多都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做了诸多修正,但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并未转向这种现实性的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理论渊源各异,派系众多,不乏相互间的讨伐,但其作为当今的左派理论,在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倾向上,却是有着相当的一致性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判理论尽管大多不再正面描绘社会主义,但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却不可避免地预设了某种价值原则,而这种价值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资本主义批判所坚持的原则是内在一致的。这也就是说,现今的批判理论虽然未言明,但其批判得以进行的价值原则却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构想理想性的共产主义所依据的价值原则相一致的。显而易见,前述基于现实历史而发展出来的现实性的社会主义观念,与这些理想性的价值原则是相当不同的。其中最为醒目的不同便是对于市场经济的评价。市场经济及其价值原则,从批判理论的立场看,正是造成现代性困境之根源,因而是必须予以批判和克服的;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看,则市场也罢,计划也罢,都不过是资源配置之方式,资本主义固然可以利用,但这却并不妨碍社会主义也对之善加利用。基于两种相当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当市场原则走入社会主义,且获得长足发展之时,对其截然相反的评价也就不难想象了:一方面是对于初级阶段理论的高度褒扬,而另一方面则是将之视为对于资本主义的妥协,甚至就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这一困惑只是分属不同地域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虽然其亦足令任何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良心不安,但毕竟由于分属两处,而尽可以找到某种解释去排除困扰。然而,身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面对此问题,却似乎是无可逃避的,从而对之便具有更为切肤之感受。个中纠结便在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建立正是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理解同步进行的,而这种重新理解又正是在始于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下进行的。于是,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构成了作为改革开放之前提的思想解放的理论基础,而另一方面这种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却由于与批判理论的血缘关系而事实上对改革开放所引进的市场经济持一种批判立场。这样一来,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便在事实上行使着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似乎是中国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领者或精神支撑者,而另一方面它似乎同时又是任何市场经济或现代性的批判者,说是其精神围剿者,似亦有其理据。当然,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人们大多似乎并未很在意这种理论上的自相背反,而是往往用两种话语言说,在赞赏中国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同时,却又与批判理论一道高调地进行着现代性批判。

那么,这当中的问题何在呢?从表层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现代性或资本主义批判,似乎是仍然持守着作为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观念,而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则似乎是只关注作为现实运动的社会主义观念,然而若从深层看,则两者都是面对社会主义运动受挫时的反应,只是基于不同的社会条件,做了不同路向的选择罢了。从表层看,左派批判理论要使其批判成立,仍必须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可超越性亦即理想社会的可能性为前提,但批判理论的发展却越来越趋向对理想社会可能性的悲观主义,马克思所说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变成了看不到新世界的曙光的对于旧世界的单纯批判。而另一方面,趋于现实运动的社会主义观念,虽然并未放弃对于作为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言说,但这种言说却又往往仅仅被视为一种近乎对于道德理想的信念,而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理论上的论证。如此看来,分属两处的理论困惑,虽然从表层看似乎截然相反,但若从深层看,则又具有某种同一性,那就是失却了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现实关联或有效中介,使得无法看到从现实性到理想性和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过渡的可能性。因此,解决这一理论困惑的关键便在于能否找到这样一种能够彼此通达的中介,从而为社会主义信念找到坚实的理论依据。

三、重建社会主义信念何以可能

那么,如何才能为社会主义信念重建起坚实的理据呢?这一重建自然是必须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论证的重建,而不是任何一种重建。这便涉及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可能性论证方式的理解问题。从理论上看,以往对于马克思相关论证的理解大致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到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理解,另一种则是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前一种理解认为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被理解为一种如同自然一般的过程,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历史规律支配,是一个从原始的无阶级社会经过阶级社会而走向阶级消灭的世界大同的过程。按照这种理解,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到来,都如同自然界所发生的事件一样,是一种决定论模式,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虽然有自由意志,但由于意志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抵消,因而为经济过程所决定的历史过程却是不以任何意志而转移的。后一种理解,若以卢卡奇为典范,则这种理解虽然特别强调能动性,强调阶级意识之作用,但由于终归依赖于黑格尔之总体性辩证法,而将阶级意识的自觉最终归之于神秘的总体性,而个体在这种理论中则有沦为黑格尔式的理性狡计的傀儡之虞。也就是说,后一种理解在本质上也最终是另一种历史决定论。两者殊途而同归。这样的论证理路在革命之潮高涨之时,对于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无疑颇为有效,因为这当中包含着历史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意蕴。但这种决定论路数之中却也隐含了另外一种意蕴,那就是既然历史是由客观规律所支配的,那么,成功或失败就说明了一种社会运动是否合于历史规律。这样一种意蕴在运动高涨之时,无疑是有利的,但当运动处于低潮之时,却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利之后果:运动的失败表明历史不是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从而导致信念的动摇甚至丧失。因此,对于社会主义信念的重建,便必须另辟蹊径,避免重蹈其覆辙。

但如前述,这一重建不能离开马克思的论证,因而另辟蹊径仍要遵循马克思的论证理路。为此,我们就必须首先表明前述两种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论证。我们在别处已经指明,这两种理论事实上并非对于马克思有关论证的正确阐释,而是都错失了对于马克思论证理想社会之方式的理解。马克思的论证思路并不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实现如同自然规律那般具有客观必然性,而是首先论证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并由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而指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具体说来,马克思是通过论证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竞争而必导致新技术的应用,而新技术的应用则又必然导致不变资本的增加,从而最终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但是,“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这一点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并进而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⑥但既然资本家投资的唯一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即利润,那么利润率若下降到某一节点,便会致使资本家再无投资欲望,从而使得资本主义不再可能。这一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来的。但由于马克思所采取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即便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模式也还未达到具体存在状态,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便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定,而只有进展至世界市场这一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存在的具体形态,所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是具体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而将马克思的抽象阶段的论证,当作具体的结论,从而试图与现实经验相对照而予以肯定或批判。但无论是肯定或否定,其实都是错解了马克思的方法,从而也都是无效的。

当然,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并未完成,他所计划的六分册写作方案,最后也只有第一分册的内容大致完成,而作为他所设想的最为具体的关于世界市场的分册,更是只有一些初步构想。而且,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展露出了其全球性,但毕竟在经验上尚未显著化,从而缺乏必要的经验资料去进行科学分析。然而,时至今日,马克思在论述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所设想的单一均质的世界市场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而正在趋于形成,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仍然会遇到资本帝国既得利益者的种种阻挠和扭曲,但其指向却日益清晰。而这样一种单一均质的世界市场就与马克思在论证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所设定的单一均质市场十分接近了。如果全球化果真发展到那样一种程度,则以往由于种种外部条件的影响而被扭曲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便会将其本真面目呈现于世。这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条件下,马克思所揭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将会趋于不受其他条件影响地发生作用,从而在此条件下,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资本家投资欲望的降低以至于消失就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继续存在。

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资本主义不可能继续存在,可视之为社会主义存在之客观可能性或客观条件。但单纯的客观条件并不会自动导致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由于任何历史都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所创造的,因而其实现还需主体方面的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体的自由意志。但由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乃是能够充分实现人类自由发展之本性的社会存在方式,因而是为人们所普遍意愿的社会理想,从而在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存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同时具备了主客观条件。

一旦我们能够合乎逻辑地证明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的存在趋于不可能,我们也就在作为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与作为现实运动的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了一个中介环节,即以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将现实运动与人类理想勾连起来。借助于这一中介,一方面,基于人类理想的批判理论就有可能构建起一种理论框架,从中可从人类理想过渡到现实运动;另一方面,关注于现实运动的社会主义观念可由之将现时的初级阶段建设与人类的终极理想勾连起来,尤其是将这种勾连奠定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而不仅仅只是一种道德信念。这样一来,上述理论困惑也就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消解或者至少是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注释:

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47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0、288-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