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管仲与齐桓公对话的启示

于永军:管仲与齐桓公对话的启示

摘要:公元前645年,一代名相管仲病危。弥留之际,他向齐桓公作临终交待,希望恒公驱逐易牙、竖貂、常之巫、公子启这四个人。于是,便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识人对话。

公元前645年,一代名相管仲病危。弥留之际,他向齐桓公作临终交待,希望恒公驱逐易牙、竖貂、常之巫、公子启这四个人。于是,便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识人对话。

齐桓公问:“易牙知道我想尝尝婴儿肉,竟然蒸了自己的儿子来孝敬我,难道他不值得信任吗?”

管仲回答说:“人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他对自己的儿子尚这等残忍,还能指望他对你好吗?”

齐桓公问:“竖貂宁愿阉割自己来侍奉我,难道还能怀疑他吗?”

管仲回答说:“人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狠心毁坏自己身体的人,很难令人相信他能对别人好。”

齐桓公问:“常之巫能断人死期,能治疗我的顽固病症,难道不应当用他吗?”

管仲回答说:“死生是由内因决定的,顽症是身体上的毛病,你自己不能把握自我,却依靠常之巫来维系,他将因此而为所欲为了。”

齐桓公最后问:“卫公子侍奉我已经15年了,父亲死了他都没有回去奔丧,这样的人还不应该信任吗?”

管仲回答说:“人最亲的莫过于父母,对父母尚且这样无情,又何况对他人呢?”

从这段对话来看,尽管齐桓公当时雄居“春秋五霸之首”,但很大程度有赖于“仲父”辅佐。仅据这段对话分析,与管仲相比,齐桓公的思维层次简直是差得太多了。齐桓公的识人仅仅限于现象表皮,而管仲的识人却进入了本质深层,正所谓“由表及里”、“入木三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现象是错综复杂的,而作为本质体现的大量现象中往往又有许多假象,把事物的本质掩盖了起来。如果把一时的局部的现象,误认为就是事物的本质,或者把假象当作真象,混淆真伪,在认知上就会做出片面的甚至根本错误的结论,在实践中就会导致失败。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接下来,请看齐桓公与管仲对话之后发生的故事——

管仲死后,出于对“仲父”的尊重,齐桓公驱逐了易牙、竖貂等四人。这四个人离开后,眼前少了他们的影子,耳边没了他们的鼓噪,齐桓公反而食不甘味、夜不酣席了,总感到若有所失。好歹凑合过了三年,忍耐不住,他又把四个“宝贝儿”召回了身边。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次年,齐桓公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不能临朝行政。于是,常之巫便出来造谣惑众,说桓公将于某日死去。一时之间,满朝惶惶,易牙、竖貂等四人趁机勾结起来作乱,把齐桓公的寝宫堵住,并在宫门外筑起几丈高的墙,断绝了齐桓公的一切饮食。名扬春秋的第一霸主,整天吃腻了山珍海馐的美食家,就这样带着识人不善的懊悔,活活地被饿死在堂皇的宫中。

“饿死鬼”齐桓公临死之际有何感想?不得而知。但却为后世尤其是今天识人用人提供了烙印深刻的镜鉴,至少有以下三个看点:

其一,百行德为首,百业德为先。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为官从政在这些方面必须都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过硬,也就是要讲忠诚,忠于岗位、忠于职责、忠于使命。就一个官员而言,如果把德视为一个整体,政治品德是核心,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则是组成部分和本体。官员讲忠诚是重中之重,但其他方面的修养也决不能可有可无。“道德当身,不以物惑。”唯有各项道德基础坚实的政治道德,才会经得住复杂环境的考验和历史的检验。而根基败坏的政治忠诚,最终是靠不住的,只能是伪忠诚。

其二,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尽管好德之人不一定做一个好官,但做一个好官必须是一个好人。品德对于做官者来说,带决定性的条件,诚如那句经典所言:“有德有才是精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德无才是半成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从这些年许多腐败案件可以看出,不少干部出问题,都与好色、贪财有关。好色、贪财,本来不是政治问题,但一旦与权力联系起来,就影响到了政治,会干扰政治决策,影响政治关系。生活上的道德问题往往成为腐败的突破口,不仅断送一个官员的政治生涯,也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党的政治形象。

其三,家庭美德是显示官德重要的窗口。官员德的表现,不仅表现在官场上,也表现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更表现在家庭生活中。一些官员政治道德的缺失,往往都是从家庭道德缺失开始的。不能想象,一个在家里不孝敬父母、不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官员,在为政过程中会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也不能指望一个如此不负责任的官员,会去大力倡导社会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也就更谈不上对人民极端地负责任。可见,家庭责任感实际上也是社会责任感。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家庭不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在社会上也不可能是个好官员。易牙、公子启之辈的伪忠诚说明了这个问题,现代一些腐败分子人前、人后的“两面”表演,同样也印证了这个问题。

大概正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齐桓公之后的不少帝王,在识人上表现出了远见。乐羊子任魏国将军时,一次讨伐中山国,为了表示对魏文侯的忠诚,当着中山国使者的面,吃掉了在中山国任职的自己儿子的肉。尽管事出无奈,但“虎毒不食子”,心肠也是够狠的,因此讨伐结束后,魏文侯虽然对他的功劳进行了奖赏,却从此不再信任他,并罢了他的兵权。魏文侯如是对宠臣说:“恐怕日后有朝一日,他也吃了我的肉啊!”

明朝也有两个相同的故事。一个发生在天顺年间。都指挥使马良深受英宗皇帝宠爱,马良的妻子死了,英宗想安慰他,他却数日不出家门,英宗问这其中的原因,左右说,马良正忙着办喜事,娶新媳妇呢。英宗听了,非常不高兴地说:“夫人尸骨未寒便寻新欢,如此薄情,怎么会忠诚于我呢?”于是,便把马良召来,重杖一百,再不重用。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明宣德年间,傅广让人阉割了自己,然后请求进宫当太监服侍皇帝。宣宗皇帝听说后,感到好生奇怪,问左右:“傅广已经是三品大员了,残害自己的身体想再升官吗?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不仅绝了傅广的官欲,还命刑部问了他的罪。

很显然,与齐桓公相比较,就故事本身而言,魏文侯和英宗、宣宗两个明代的皇帝,在识人上也算是具有慧眼的。尽管其识人观,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原则,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从人的本性角度看问题,不为表象所惑的识人方法,同样可以成为我们今天之镜鉴。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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